《当城市为汽车而造》一组两篇稿子可视为《读库0600》中《大马路之痒》一稿的续篇，作者穷几年之功，终于理清了这一城市发展的悲剧：路修到哪里，车就堵到哪里；你越为汽车着想，汽车就越不为你的城市着想。“花二十五美元买一辆自行车的人，与花三万美元买一辆小汽车的人，重要性是一样的。”这是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市前任市长恩里克的施政理念。遗憾的是，我们的城市执政者和规划者，依然坚信所谓都市化就是路宽车多，所谓现代化就是美国式的繁华，而事实上，仅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五的美国消耗了世界石油产量的百分之二十六。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杨保军质疑：“我们的规划师是糊涂了呢，还是装糊涂呢？”
路得·那爱德于1910年来到中国，在四川高等学堂（今四川大学）教书，1913年病逝于成都。酷爱摄影的他，在中国不到一千天的日子里，却经历了中国历史中最重大的一段变革时期：清王朝的灭亡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他遗留下来的照片，记录的就是这段短暂却又命运攸关的时期。
那爱德于1911年摄下了位于岷江东岸的叠溪古城的一张全景图片，二十年后，叠溪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总面积达二十二万平方米的古城顿时陷入地下，被岷江淹没，城内原有军民三千多人，震后幸存者不超过四五人。那爱德拍下的这张照片成为研究川西北地震现象和阿坝州经济文化发展进程的重要史料。
与这张“消失的古镇”一样，那爱德记录下来的长江沿岸中国人的民生状态，许多都已经成为永远消失的风景。
摄影师王玉龙见到这些百年前的历史影像时，真的是瞠目结舌。他唯一能说出来的感觉是：面对这些一百年前拍摄的照片，你几乎感觉不到这一百年来摄影的进步。
王玉龙前后用了约三年时间，核查考证这些照片拍摄的地点和背景。其中的一些故事，如同侦探小说一般曲折。《追寻那爱德》一文记录的就是那爱德的生平事迹，以及考据这些照片的轶事；《百年中国影像》则精选了五十幅那爱德拍摄于百年前的图片。
何伟即《读库0702》中《胡同因缘》一文的作者Peter Hessler，这是他的中文名字。《遍走长城》一文的英文版同时刊发于近期的《纽约客》杂志，讲述了一个全职研究长城的独立学者。尽管不属于任何学术机构，也无外来经费，他还是成为最出色的长城研究者之一。关于长城研究的现状，何伟写道：“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都没有专门研究长城的学者。在中国，历史学家一般专注于政治体系研究，而考古学家则致力于挖掘古墓。长城在传统学术领域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甚至对于某个独立的专题——如明长城——严谨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凤毛麟角。”而他笔下的这位独立学者石彬伦，是一位美国人。去年十二月末，何伟陪石彬伦去他的第三百四十次长城之旅，一次意外使何伟膝盖骨骨折。
戏曲演员裴艳玲今年六十岁，《裴艳玲原业归宗》以中篇人物传记的篇幅，回顾了她的艺术生涯和情感生活，堪成一代伶人的人生标本。
影片《卢旺达饭店》被称作非洲的《辛德勒名单》，曾获得奥斯卡提名。其生活原形保罗·卢塞萨巴吉纳被誉为“当代辛德勒”。曹芊小姐在比利时采访保罗，并节译了他的自传《平凡的人》，提供给《读库》。看过本文，我们才会知道人性的复杂、现实的残酷，在影片中被彻底好莱坞化了。
连环画《四国间谍战》1982年出版，1983年第二次印刷时，印数已达一百二十六册。其作者宋飞等先生一生从事这项通俗艺术，几十年间画了一百二十多套连环画，计五千八百七十余幅画页。本文既是宋先生对自己创作生涯和人生历程的辛酸回顾，也挖掘出许多被湮没的幕后故事，一些未经采用或被修改的画页，在《读库》中第一次公之于世。
马世芳的母亲是陶晓清。三十年前，还不到三十岁的陶晓清在“中广”做节目，每星期固定播放一些年轻人自己在家里录下来的歌，反应之热烈出乎预期，她便邀请这些年轻人来上节目，替他们组织演唱会。很快地，这些歌录成了唱片，渐渐形成了一股人称“民歌”的风潮。那时，马世芳还在幼儿园满地乱跑，家里常常会有一些叔叔阿姨带着吉他，坐在铺着榻榻米的客厅地上，说是要开会，结果都在喝茶吃零食讲笑话和唱歌。“后来我才知道，“民歌运动”很大一部分就是这样在我家客厅开展起来的。”马世芳在文章中回忆那个“耳朵犹然纯洁”年代：七十年代以降的青年创作歌谣，就是在这种“没想太多”的状态下，烧起了燎原大火，永远改变了华语流行音乐的历史。说起来，“没想太多”的状态其实是最珍贵的——因为所有的气力、全部的生命，都摆在歌里了。
神山卡瓦格博，从2000年开始，当地政府明令禁止攀登，“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因为文化而被尊重的雪山”。几个年轻人组成的卡瓦格博文化社，以载歌载舞的方式，推动环保。《环保就在歌舞中》一文，记载的就是这样一批“在行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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