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1934-），当代作家。河北南皮人，生于北平。1953年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6年因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后在京郊劳动改造。1962年调北京师范学院任教。1963年起赴新疆生活、工作了10多年。1978年调北京市作协工作。后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国际笔会中心中国分会副会长等职。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季节系列” （《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青狐》等，中篇小说《布
    礼》、《蝴蝶》、《在伊犁》系列小说，小说集《冬雨》、《坚硬的稀粥》，散文集《轻松与感伤》、《一笑集》，文艺论集《当你拿起笔……》，专著《红楼启示录》，自选集《琴弦与手指》，以及10卷本《王蒙文集》等近千万字。多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获奖。4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作品被译成英、俄、日、法、德、意、西、韩等二十余种文字。

    《王蒙作品精编》收入当代著名作家王蒙的代表作，其中小说18篇，散文随笔24篇，诗歌5首。王蒙的小说，其初期的热情、纯真，后来的清醒、冷峻，在艺术上进行不倦的探索和创新，表现出作家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人民的富于激情的思考。王蒙的散文随笔，感情真挚，富于哲理，以强烈的现实参照，凌厉铺陈的文风，睿智的人生洞察见长。

    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一
    三月，天空中纷洒着的似雨似雪。三轮车在区委会门口停住，一个年轻人跳下来。车夫看了看门口挂着的大牌子，客气地对乘客说：“您到这儿来，我不收钱。”
    传达室的工人、复员荣军老吕微跛着脚走出，问明了那年轻人的来历后，连忙帮他搬下微湿的行李，又去把组织部的秘书赵慧文叫出来。赵慧文紧握着年轻人的两只手说：“我们等你好久了。”这个叫林震的年轻人，在小学教师支部的时候就与赵慧文认识。她的苍白而美丽的脸上，两只大眼睛闪着友善亲切的光亮，只是下眼皮上有着因疲倦而现出来的青色。她带林震到男宿舍，把行李放好、解开，把湿了的毡子晾上，再铺被褥。在她料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常常撩一撩自己的头发，正像那些能干而漂亮的女同志们一样。
    她说：“我们等了你好久！半年前就要调你来，区人民委员会文教科死也不同意，后来区委书记直接找区长要人，又和教育局人事室吵了一回，这才把你调了来。”
    “可我前天才知道，”林震说：“听说调我到区委会，真不知怎么好。咱们区委会尽干什么呀？”
    “什么都干。”
    “组织部呢？”
    “组织部就作组织工作。”
    “工作忙不忙？”
    “有时候忙，有时候不忙。”
    赵慧文端详着林震的床铺，摇摇头，大姐姐似的不以为然地说：“小伙子，真不讲卫生；瞧那枕头布，已经由白变黑；被头呢，吸饱了你脖子上的油；还有床单，那么多折子，简直成了泡泡纱……”
    林震觉得，他一走进区委会的门，他的新的生活刚一开始，就碰到了一个很亲切的人。
    他带着一种节日的兴奋心情跑着到组织部第一副部长的办公室去报到。副部长有一个古怪的名字：刘世吾。在林震心跳着敲门的时候，他正仰着脸衔着烟考虑组织部的工作规划。他热情而得体地接待林震，让林震坐在沙发上，自己坐在办公桌边，推一推玻璃板上叠得高高的文件，从容地问：
    “怎么样？”他的左眼微皱，右手弹着烟灰。
    “支部书记通知我后天搬来，我在学校已经没事，今天就来了，叫我到组织部工作，我怕干不了，我是个新党员，过去作小学教师，小学教师的工作与党的组织工作有些不同……”
    林震说着他早已准备好的话，说得很不自然，正像小学生第一次见老师一样。于是他感到这间屋子很热。三月中旬，冬天就要过去，屋里还生着火，玻璃上的霜花融解成一条条的污道子。他的额头沁出了汗珠，他想掏出手绢擦擦，在衣袋里摸索了半天没有找到。
    刘世吾机械地点着头，看也不看地从那一大叠文件中抽出一个牛皮纸袋，打开纸袋，拿出林震的党员登记表，锐利的眼光迅速掠过，宽阔的前额下出现了密密的皱纹，闭了一下眼，手扶着椅子背站起来，披着的棉袄从肩头滑落了，然后用熟练的毫不费力的声调说：
    “好，好，好极了，组织部正缺干部，你来得好。不，我们的工作并不难作，学习学习就会作的，就那么回事。而且你原来在下边工作的……相当不错嘛，是不是不错？”
    林震觉得这种称赞似乎有某种嘲笑意味，他惶恐地摇头：
    “我工作作得并不好……”
    刘世吾的不太整洁的脸上现出隐约的笑容，他的眼光聪敏地闪动着，继续说：“当然也可能有困难，可能。这是个了不起的工作。中央的一位同志说过，组织工作是给党管家的，如果家管不好，党就没有力量。”然后他不等问就加以解释：“管什么家呢？发展党和巩固党，壮大党的组织和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把党的生活建立在集体领导、批评和自我批评与密切联系群众的基础上。这样作好了，党组织就是坚强的、活泼的、有战斗力的，就足以团结和指引群众，完成和更好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任务……”
    他每说一句话，都干咳一下，但说到那些惯用语的时候，快得像说一个字。譬如他说“把党的生活建立在……上，”听起来就像“把生活建在登登登上”，他纯熟地驾驭那些林震觉得是相当深奥的概念，像拨弄算盘子一样地灵活。林震集中最大的注意力，仍然不能把他讲的话全部把握住。
    接着，刘世吾给他分配了工作。
    当林震推门要走的时候。刘世吾又叫住他，用另一种全然不同的随意神情问；
    “怎么样，小林，有对象了没有？”
    “没……”林震的脸刷地红了。
    “大小伙子还红脸？”刘世吾大笑了，“才22岁，不忙。”
    他又问：“口袋里装着什么书？”
    林震拿出书，说出书名：“《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
    刘世吾拿过书去，从中间打开看了几行，问：“这是他们团中央推荐给你们青年看的吧？”
    林震点头。
    “借我看看。”
    “您有时间看小说吗？”林震看着副部长桌上的大叠材料，惊异了。
    刘世吾用手托了托书，试了试分量，微皱着左眼说：“怎么样？这么一薄本有半个夜车就开完啦。四本《静静的顿河》我只看了一个星期，就那么回事。”
    当林震走向组织部大办公室的时候，天已经放晴，残留的几片云现出了亮晶晶的边缘。太阳照亮了区委会的大院子。人们都在忙碌：一个穿军服的同志夹着皮包匆匆走过，传达室的老吕提着两个大铁壶给会议室送茶水，可以听见一个女同志顽强地对着电话机子说：“不行，最迟明天早上！不行……”还可以听见忽快忽慢的哐哧哐哧声——是一只生疏的手使用着打字机，“她也和我一样，是新调来的吧？”林震不知凭什么理由，猜打字员一定是个女的。他在走廊上站了一站，望着耀眼的区委会的院子，高兴自己新生活的开始。
    二
    组织部的干部算上林震一共二十四个人，其中三个人临时调到肃反办公室去了，一个人半日工作准备考大学，一个人请产假。能按时工作的只剩下19个人。四个人作干部工作，15个人按工厂、机关、学校分工管理建党工作，林震被分配与工厂支部联系组织发展工作。
    组织部部长由区委副书记李宗秦兼任，他并不常过问组织部的事，实际工作是由第一副部长刘世吾掌握。另一个副部长负责干部工作。具体指导林震工作的是工厂建党组的组长韩常新。
    韩常新的风度与刘世吾迥然不同。他27岁，穿蓝色海军呢制服，干净得抖都抖不下土。他有高大的身材，配着英武的只因为粉刺太多而略有瑕疵的脸。他拍着林震的肩膀，用嘹亮的嗓音讲解工作，不时发出豪放的笑声，使林震想：“他比领导干部还像领导干部。”特别是第二天韩常新与一个支部的组织委员的谈话，加强了他给林震的这种印象。
    “为什么你们只谈了半小时？我在电话里告诉你，至少要用两小时讨论发展计划！”
    那个组织委员说：“这个月生产任务太忙……”
    韩常新打断了他的话，富有教训意味地说：“生产任务忙就不认真研究发展工作了？这是把中心工作与经常工作对立起来，也是党不管党的一种表现……”
    林震弄不明白什么叫“中心工作与经常工作对立起来”和“党不管党”，他熟悉的是另外一类名词：“课堂五环节”与“直观教具”。他很钦佩韩常新的这种气魄与能力——迅速地提高到原则上分析问题和指示别人。
    他转过头，看见正伏在桌上复写材料的赵慧文，她皱着眉怀疑地看一看韩常新，然后扶正头上的假琥珀发卡，用微带忧郁的目光看向窗外。
    晚上，有的干部去参加基层支部的组织生活，有的休息了，赵慧文仍然赶着复写“税务分局培养、提拔干部的经验”，累了一天，手腕酸痛，不时在写的中间撂下笔，摇摇手，往手上吹口气。林震自告奋勇来帮忙，她拒绝了，说：“你抄，我不放心。”于是林震帮她把抄过的美浓纸叠整齐，站在她身旁，起一点精神支援作用。她一边抄，一边时时抬头看林震，林震问：“干吗老看我？”赵慧文咬了一下复写笔，笑了笑。
    三
    林震是1953年秋天由师范学校毕业的，当时是候补党员，被分配到这个区的中心小学当教员。作了教师的他，仍然保持中学生的生活习惯：清晨练哑铃，夜晚记日记，每个大节日——五一、七一——之前到处征求人们对他的意见。曾经有人预言，过不了三个月他就会被那些生活不规律的成年人“同化”。但，不久以后，许多教师夸奖他也羡慕他了，说：“这孩子无忧无虑，无牵无持，除了工作，就是工作……”
    他也没有辜负这种羡慕，一九五四年寒假，由于教学上的成绩，他受到了教育局的奖励。
    人们也许以为，这位年轻的教师就会这样平稳地、满足而快乐地度过自己的青年时代。但是不，孩子般单纯的林震，也有自己的心事。
    一年以后，他经常焦灼地鞭策自己。是因为社会主义高潮的推动，全国青年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会议的召开，还是因为年龄的增长？
    他已经22岁了，记得在初中一年级时作过一篇文，题目是“当我××岁的时候”，他写成“当我２２岁的时候，我要……”现在22岁，他的生命史上好像还是白纸，没有功勋，没有创造，没有冒险，也没有爱情——连给某个姑娘写一封信的事都没做过。他努力工作，但是他作的少、慢、差。和青年积极分子们比较，和生活的飞奔比较，难道能安慰自己吗？他订规划，学这学那，作这作那，他要一日千里！
    这时，接到调动工作的通知，“当我22岁的时候，我成了党工作者……”也许真正的生活在这里开始了？他抑制住对小学教育工作和孩子们的依恋，燃烧起对新的工作的渴望。
    支部书记和他谈话的那个晚上，他想了一夜。
    就这样，林震口袋里装着《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兴高采烈地登上区委会的石阶，对于党工作者（他是根据电影里全能的党委书记的形象来猜测他们的）的生活，充满了神圣的憧憬。但是，等他接触到那些忙碌而自信的领导同志，看到来往的文件和同时举行的会议，听到那些尖锐争吵与高深的分析，他眨眨那有些特别的淡褐色眼珠的眼睛，心里有点怯……
    到区委会的第四天，林震去通华麻袋厂了解第一季度发展党员工作的情况，去以前，他看了有关的文件和名叫《怎样进行调查研究》的小册子，再三地请教了韩常新，他密密麻麻地写了一篇提纲，然后飞快地骑着新领到的自行车，向麻袋厂驶去。
    工厂门口的警卫同志听说他是区委会的干部，没要他签名，信任地请他进去了。穿过一个大空场，走过一片放麻的露天货场与机器隆隆响的厂房，他心神不安地去敲厂长兼支部书记王清泉办公室的门。得到了里面“进来”的回答后，他慢慢地走进去，怕走快了显得没有经验。他看见一个阔脸、粗脖子、身材矮小的男人正与一个头发上抹了许多油的驼背的男人下棋。小个子的同志抬起头，右手玩着棋子，问清了林震找谁以后，不耐烦地挥一挥手：“你去西跨院党支部办公室找魏鹤鸣，他是组织委员。”然后低下头继续下棋。林震找着了红脸的魏鹤鸣，开始按提纲发问了：“1956年第一季度，你们发展了几个人？”
    “一个半。”魏鹤鸣粗声粗气地说。
    “什么叫‘半’？”
    “有一个通过了，区委拖了两个多月还没有批下来。”
    林震掏出笔记本记了下来。又问：
    “发展工作是怎么样进行的，有什么经验？”
    “进行过程和向来一样——和党章的规定一样。”
    林震看了看对方，为什么他说出的话像搁了一个星期的窝窝头一样干巴？魏鹤鸣托着腮，眼睛看着别处，心里也像在想别的事。
    林震又问：“发展工作的成绩怎么样？”
    魏鹤鸣答：“刚才说过了，就是那些。”他好像应付似的希望快点谈完。
    林震不知道应该再问什么了，预备了一下午的提纲，和人家只谈上五分钟就用完了。他很窘。
    这时门被一只有力的手推开了。那个小个子的同志进来，匆匆忙忙地问魏鹤鸣：“来信的事你知道吗？”
    魏鹤鸣无精打采地点了点头。
    小个子的同志来回踱着步子，然后撇开腿站在房中央：“你们要想办法！质量问题去年就提出来了，为什么还等着合同单位给纺织工业部写信？在社会主义高潮当中我们的生产迟迟不能提高，这是耻辱！”
    魏鹤鸣冷冷地看着小个子的脸，用颤抖的声音问：“您说谁？”
    “我说你们大家！”小个子手一挥，把林震也包括在里面了。
    魏鹤鸣因为抑制着的愤怒的爆发而显得可怕，他的红脸更红了，他站起来问：“那么您呢？您不负责任？”“我当然负责。”小个子的同志却平静了，“对于上级，我负责，他们怎么处分我！我也接受。对于我，你得负责，谁让你作生产科长呢？你得小心……”说完，他威胁地看了魏鹤鸣一眼，走了。
    魏鹤鸣坐下，把棉袄的扣子全解开了，喘着气。林震问：“他是谁？”魏鹤鸣讽刺地说：“你不认识？他就是厂长王清泉。”
    于是魏鹤鸣向林震详细地谈起了王清泉的情况。王清泉原来在中央某部工作，因为在男女关系上犯错误受了处分，1951年调到这个厂子作副厂长，１1953年厂长他调，他就被提拔作厂长。他一向是吃饱了转一转，躲在办公室批批文件下下棋，然后每月在工会大会、党支部大会、团总支大会上讲话，批评工人群众竞赛没搞好，对质量不关心，有经济主义思想……魏鹤鸣没说完，王清泉又推门进来了。他看着左腕上的表，下令说：“今天中午12点10分，你通知党、团、工会和行政各科室的负责人到厂长室开会。”然后把门砰的一带，走了。
    魏鹤鸣嘟哝着：“你看他怎么样？”
    林震说：“你别光发牢骚，你批评他，也可以向上级反映，上级绝不允许有这样的厂长。”
    魏鹤鸣笑了，问林震：“老林同志，你是新来的吧？”
    “老林”同志脸红了。
    魏鹤鸣说：“批评不动！他根本不参加党的会议，你上哪儿批评去？偶尔参加一次，你提意见，他说：‘提意见是好的，不过应该掌握分寸，也应该看时间、场合。现在，我们不应该因为个人意见侵占党支部讨论国家任务的宝贵时间。’好，不占用宝贵时间，我找他个别提，于是我们俩吵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向上级反映呢？”
    “1954年我给纺织工业部和区委写了信，部里一位张同志与你们那儿的老韩同志下来检查了一回。检查结果是：‘官僚主义较严重，但主要是作风问题，任务基本上完成了，只是完成任务的方法有缺点。’然后找王清泉‘批评’了一下，又找我鼓励了一下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的精神，就完事了。此后，王厂长有一个来月对工作比较认真，不久他得了肾病，病好以后他说自己是‘因劳致疾’，就又成了这个样子。”
    “你再反映呀！”
    “哼，后来与韩常新也不知说过多少次，老韩也不答理，反倒向我进行教育说，应该尊重领导，加强团结。也许我不该这样想，但我觉得也许要等到王厂长贪污了人民币或者强奸了妇女，上级才会重视起来！”
    林震出了厂子再骑上自行车的时候，车轮旋转的速度就慢多了。他深深地把眉头皱了起来。他发现他的工作的第一步就有重重的困难，但他也受到一种刺激，甚至是激励——这正是发挥战斗精神的时候啊！他想着想着，直到因为车子溜进了急行线而受到交通民警的申斥。
    四
    吃完午饭，林震迫不及待地找韩常新汇报情况。韩常新有些疲倦地靠着沙发背，高大的身体显得笨重，从身上掏出火柴盒，拿起一根火柴剔牙。
    林震杂乱地叙述他去麻袋厂的见闻，韩常新脚尖打着地不住地说：“是的，我知道。”然后他拍一拍林震的肩膀，愉快地说：“情况没了解上来不要紧，第一次下去嘛，下次就好了。”
    林震说：“可是我了解了关于王清泉的情况。”他把笔记本打开。
    韩常新把他的笔记本合上，告诉他：“对，这个情况我早知道。前年区委让我处理过这个事情，我严厉地批评过他，指出他的缺点和危险性，我们谈了至少有三四个钟头……”
    “可是并没有效果呀，魏鹤鸣说他只好了一个月……”林震插嘴说。
    “一个月也是效果，而且绝不止一个月。魏鹤鸣那个人思想上有问题，见人就告厂长的状……”
    “他告的状是不是真的？”
    “很难说不真，也很难说全真。当然这个问题是应该解决的，我和区委副书记李宗秦同志谈过。”
    “副书记的意见是什么？”
    “副书记同意我的意见，王清泉的问题是应该解决也是可能解决的……不过，你不要一下子就陷到这里边去。”
    “我？”
    “是的。你第一次去一个工厂，全面情况也不了解，你的任务又不是去解决王清泉的问题，而且，直爽地说，解决他的问题也需要更有经验的干部；何况我们并不是没有管过这件事……你要是一下子陷到这个里头，三个月也出不来，第一季度的建党总结还了解不了解？上级正催我们交汇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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