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人嘲笑扬雄说：“我听说上古时代的士子，对于人纲人纪，不产生拟订则罢了，若产生拟订，则必定上使君主尊贵，下使父母荣耀。分开人君的珪版，承受人君的封爵，怀揣人君的令符，分享人君的俸禄，身佩青色或紫色绶带，漆红自己的车轮。现在您有幸遇上盛明时世，处于说话无所忌讳的朝代，跟群贤同行列，经历金马门、登上玉堂指日可待了。曾不能筹划一种奇谋，献出一种良策，上向人君解说，下和公卿交谈，目光炯炯如耀眼的星星，口若悬河又如闪闪的电光，合纵连横，议论的人没有谁能抵挡。却反而默默地写作五千字的《太玄经》，似枝叶繁茂四布，独特的解说有数十万言，精深的论说深入黄泉，高妙的论说超出苍天，宏博的论说包括了宇宙，细密的论说渗入了没有间隙的地方。可是做官没有超过侍郎，提拔也才一个给事黄门。想起来黑的莫非还是白的吧！为什么做官不得意呢？”扬雄笑一笑回答他说：“您只想使我的车轮红漆起来，却不晓得一失足就会使我的三族被诛灭啊！从前周朝统治瓦解，宗室诸侯离去，分割为十二国，后合并为七雄，四分五裂，兼并为战国局面。士子没有固定的人君，国家没有固定的人臣，得到士子的君主就会富有，失去士子的君主就会贫困，昂举振奋羽翼，可任意安身止息。所以士子有的自己用袋子装着(求官)，有的凿开墙壁逃跑(避官)。因此邹衍凭借奇怪的言辞却取得时世的依赖，孟轲虽然遭遇坎坷，还是受到诸侯们的尊敬。
“现今大汉朝地界东到东海，西到渠搜，南到番禺，北到椒途。在东南设都尉，在西北设候所。用绳索捆绑(罪犯)，用腰斩之刑制裁(叛逆)。
用礼乐宣扬(大义)，用《诗经》、《尚书》感化(人们)。(遵礼教)构建倚庐，空费三年时光守丧。天下的士子，闻风而动如云而合，好像鱼鳞一样众多杂沓，都从四面八方来营求官位。家家自以为是姬姓、子姓，人人自以为是皋陶的后代。包上头发戴好帽子，丝带垂在腮下而滔滔不绝谈的人，都跟伊尹比拟；可只几岁的小孩子，却羞于跟(图谋霸业的)晏婴和管仲相比较。当权的青云直上，失势的委弃沟渠野外。早上大权在握，则是公卿宰相，晚上失势，就一下成为匹夫。譬如像长江、洞庭湖边的崖岸，渤海中的岛屿，四只大雁停留不显得多，两只野鸭飞走不显得少。从前微子、箕子、比干，去的去死的死，殷商就成为废墟了；伯夷、姜太公归附，周朝就兴盛发达。伍子胥被逼自杀，吴国灭亡；文种、范蠡存在于世，越国称霸。五毁大夫回到秦国，秦王大喜；乐毅离开燕国，燕王恐惧。范雎凭借打断了肋骨牙齿的身子，却使穰侯魏冉受到危害；蔡泽因下巴下垂闭不住口的形态，而使唐举见笑。所以当国家有大事时，没有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樊哙、霍光，就不能安定；当天下太平时，鼓吹章句之学的儒门相与坐高堂、守显职，也没有什么危害的。所以世上大乱，则圣人哲土奔驰天下还不足；世上大治，则平庸之人高枕无忧还有馀。
“上古时代的士子，有的被释放就拜相，有的由平民而成太傅；有的倚着夷门发出笑语，有的横渡江湖悠然打鱼；有的游说七十国君却不遇明主，有的刚(与国君)谈过话就被封侯；有的委屈人君来到陋巷枉顾，有的使人君执帚扫地在前面开路恭迎。因此士子很能够畅所欲言奋笔写作，见有可乘之机即前往而不会受到挫折。现今的县官不请士子，郡官不迎老师，朝廷九卿不对客作揖，将相不低眉自谦。言论奇特的被怀疑，行为特殊的便得罪。因此想谈论的，卷起舌头不言，人云亦云；想投步的，抬脚比量比量才放下脚步，亦步亦趋。假使上古时代的士子处在当今时世，射策对策不是甲科，品行不是孝廉，选拔不是贤良方正，只可向皇帝上疏谏言时道是非，如果说得好最高的待遇不过是待诏；如果说得不好，有所触犯，被皇上知道了便不能任用，又怎么能够得到青色紫色绶带而位列公卿呢？“且我又听说，旺盛的火光会熄灭，隆隆的雷声会断绝。观察雷声观看火光，充充实实。上天收雷声，下地藏火热。显贵人家，鬼也会窥伺他的家室(最终也会家败人亡)。攫取争夺名利的人会身亡，默默无争的人却能生存下去，做大官的人宗族都会危险，守身不出的人性命却能保全。所以说懂得黑和默(不求闻达)，是遵守大道的最高标准；清静无为，是游动的精神所寄托的处所；寂寞无声，是白守道德的境界。时代不同事物变化，做人的道理没有不同，上世之士和我换一个时代，也不可知会怎么样。
现在您竟拿猫头鹰耻笑凤凰，持壁虎而嘲讽寿龟苍龙，不也是种弊病了吗！您嘲笑我黑还是白，我也嘲笑您病得很厉害了，碰不到良医俞跗和扁鹊，悲哀啊！”客人说：“如此说，那么没有《太玄》就不能成就名声了吗？范雎、蔡泽以下的人物，何必从《太玄》之义呢？”扬雄说：“范雎，是魏国的亡命之徒，自己打断了肋骨、腰骨，才免于坐牢，缩着身子被人踩着背，才匍匐装入袋子，(人秦)使君主激怒，他离间泾阳君与昭王的兄弟感情，从旁攻击魏冉，取而代之为秦相，是机会适当啊。蔡泽，崤山之东一个普通男子，弯下巴塌鼻梁，满脸鼻涕口水，西人秦见强秦之相范雎揖而不拜，掐住他的咽喉(抓空子)跟他的气势匹敌，又安抚他的背脊最终夺取他的相位，是时势有利啊。天下已经安定，战火已经平息，(高祖)定都在洛阳，娄敬卸下车辆，摆弄三寸之舌，提出不可动摇的国策，把京都搬迁到长安，是机会适宜啊。五帝垂下典籍，三王传授礼仪，百代不可改变，叔孙通起议于乐奏酒醉之时，(使武将们)脱下戎装(排除骄气)，于是定下君臣之间的仪礼，是时机适合啊。周代末年刑法侈靡败坏，秦朝刑法残酷严厉，汉朝权宜法式，萧何制定律令九章，是时机合宜啊。所以说，在尧舜时代有人制定萧何律，那么就会错误了；在夏商时代有人习作叔孙通仪礼，那么就会迷惑不解了；在周公辅佐成王时代有人进献娄敬的策谋，那么也就会错误了；在汉宣帝显宦和外戚时代有人谈论范雎、蔡泽的说法，那么就会狂妄了。萧何的规定曹参遵循，张良出谋划策，陈平六出奇计，功勋似泰山高耸，声誉像岩崩远闻，虽然这些人才智充裕，也是碰上时世才可以有作为啊。所以在可为的时世做可为的事情，就顺利；在不可为的时世做不可为的事情，就危险。
“至于蔺相如在秦国章台取得功绩，四老在南山采得荣名，公孙弘从金马门待诏创立了功业，骠骑将军霍去病从祁连山胜仗起家，司马相如从卓王孙那里窃取了财物，东方朔为妻子割得烤肉，我确实不能跟这几个人并列，所以只能默默地独自保守着我的《太玄》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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