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五札
　　赵瑜
　　头未梳成不许看
　　四岁时，张爱玲和姑姑张茂渊以及侄女有一张合影。彩印版的照片中，张爱玲的上衣中间有一块油迹，大约是照片放久了的泛黄，看来颇为生动，像张爱玲在随笔里鄙夷某事某物时并不起眼的小动作。
　　《对照记》中，张爱玲和姑姑的合影最多，她和姑姑的关系深过自己的母亲。简单的原由，她们两个在一起住得久。张爱玲二十岁不到，从港大回到上海，张茂渊答应了张爱玲的母亲，要代她好好照顾张爱玲。
　　姑姑为了张爱玲曾经和自己的哥哥闹翻，被张爱玲的父亲用烟枪打伤眼睛，在医院里缝了六针才了事。这些旧时的疼痛像一个链锁一样，将张爱玲与姑姑锁在了一起，一直到张爱玲结婚前、离婚后，都是和姑姑一起住的。张爱玲有一篇文章叫作《姑姑语录》，录音笔一样，妙。
　　张爱玲第一本书出版，自己设计的封面，整张封面用孔雀蓝，没有图案，只印上黑字，没有留任何的空白。出版后给姑姑看，张茂渊说，你母亲从前也喜欢这颜色，购置的衣服全是此种颜色。张爱玲便觉得幸福，而后又矫情地说：我就是这些不相干的地方像她，她的长处一点都没有，气死人。
　　张爱玲有很多习惯，均和母亲有关系。她的母亲出国回来后和父亲离婚，又决定带她出国。虽然彼时张爱玲年纪尚幼，但她已经在内心里暗下决心，将来若是遇到的男人负了心，也一定像母亲这样，哪怕是已经有了儿女，也要转身离开。
　　她之所以能把自己一部作品的全部收入给了胡兰成，而后又斩钉截铁地离开，这和她母亲离开父亲时的模样对她的影响不无关系。
　　《对照记》中有一张张爱玲母亲少女时的照片，竟然是缠着小脚。张爱玲母亲也是第一批出国留学的女留学生，进美术学校学了油画，和徐悲鸿蒋碧微常书鸿很熟悉，教过书，做过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姐姐的秘书，欧战期间做过工厂的皮包制作工人，后来，便自己买皮革做手袋销售。
　　有趣的是，1936年，张爱玲的母亲绕道埃及与东南亚回国，在马来西亚买了一洋铁箱碧绿的蛇皮，预备做成皮包和皮鞋。可上海不久便成了孤岛，她没有带上这些蛇皮便离开了。张爱玲和姑姑只好过一段时间就把这些蛇皮拿到楼顶的阳台上去曝晒，以防止那昂贵的东西发霉。一直到1945年以后，母亲又回国，才带走了这箱东西。
　　张爱玲一直关心母亲是不是把这些蛇皮做成了皮包和皮鞋，但是母亲的信中一次也没有提到，大约是放弃了。
　　张爱玲喜欢穿异样的服饰缘于继母的赠衣，在心理上有了阴影。继母姓孙，父亲孙宝琦做过段祺瑞政府的总理，是一个家底较厚的人。但遗憾的是，张爱玲的继母是个瘾君子，有个好友叫陆小曼，也是瘾君子，继母的床头就挂着陆小曼的油画。
　　张爱玲有两张照片和姑姑拍的，当时她的个头已经和姑姑一般高了，姑姑对她说“可不能再长高了”。那两张照片中的旗袍，自然是继母穿旧的衣服。虽然料子都是好料子，但是在香港那样一个贵族学校，心理自然是受不了。以至于后来，张爱玲每每爱穿奇异的服饰，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
　　从张爱玲的身上可以看出，一个人后来最为突出的才能和爱好，多与幼时所受的伤害有关系。
　　张爱玲长相是随母亲的，有一模糊的照片，大约是在港大读书时拍的，她母亲便选了去。看《对照记》可以对比张爱玲母亲在法国时的一张照片，真像是一个人的不同年代。母亲去世后，张爱玲又从遗物中拿回了这张照片。
　　刚解放时，衣料都实行了供给制度，张爱玲只能穿湖色土布，大约需要办一个证件，她去照相。
　　那个拍照的人看着她，问她：你识字吗？
　　张爱玲笑了，小声地答：认识。
　　内心里却有掩饰不住的高兴，是真正来自内心的欢喜。是为自己的装扮不像个知识分子而开心。她自然不必担心别人看轻自己，她已经过了那个心灵单薄的阶段。
　　她不喜欢知识分子的那种望之俨然不能举重若轻的模样，而自己在内心里又明明知道自己是有些知识的，所以，当有人问她是否识字时，她没有像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恨不能一下子把研究生博士生学历全都拿出来给人家看，而只是低下头一笑。
　　这样角度的张爱玲并不多见，不过，也是有过的。比如和胡兰成恋爱的时候，她称胡兰成为“我兰成”，又在文章里表达孩子气，说，看到有人被警察欺负，恨不能马上嫁给警察局长，来帮助那个被欺负的人。这种种的色调已经突破了张爱玲的常态，不只有自私和苍凉，还有温暖和调皮。
　　张爱玲离开上海去香港的通关检查有很多个版本，《对照记》中的版本应该是最为可靠的。
　　检查行李的青年干部，用小刀刮她的小藤镯。问她质地，张爱玲答是包金的。
　　于是，那个检查的人便小刀一下一下刮那包金镯上的雕饰，可是，旧时的中国货实在得很，包了很厚的金，刮了一下又一下，露出依旧是金子。张爱玲的脸上自然露出心痛的表情。那个年轻人差一些就将手镯的一个蝙蝠头给刮掉了，终于刮出一点点隐约的白来，连忙说：这位同志的脸相很诚实，她说是包金就是包金。
　　便放了行。
　　每次看到这一段，我都会联想到张爱玲的表情，她该有多紧张啊，还有那个从五六岁就一直戴的那个手镯以后她还能戴吗，那么好面子的一个女人。
　　张爱玲个头的高，最初是从胡兰成的口里出来的，在胡的《今生今世》中，他极尽温柔地忆念他和张爱玲的第一次见面。他送张爱玲出门，站在她身边走的时候，说了一句：你这么高，怎么可以。
　　在《对照记》中，张爱玲三次写到自己的高，第一次就是和姑姑的合影中，姑姑央告她不要再长高了。
　　第二次是和电影明星李香兰合影时，她因为太高了，站在一起太不搭配，而不得不找了一张椅子坐下来，而李香兰只好站在她身边。
　　第三次就是从香港去美国时，她的通行照上填写的身高竟然是：六0尺六时半。我换算了一下，六点六五英尺相当于两米零二，这实在是太离谱了。不过，张爱玲自己说的是五点六英尺，算一下，也有一米七。
　　张爱玲自然是不作诗的，即使是小说和散文中，她也极少作诗。但是《对照记》第一次出书时，她竟然补充上一张自己老朽的照片，手持金日成去世的华文报纸微笑着。她在这张照片的旁边配了诗句：
　　人老了，大都
　　是时间的俘虏
　　被圈禁禁足。
　　它待我还好——
　　当然随时可以撕票
　　这诗是她的味道，一如她年轻时，谈恋爱，在照片的背面写下：见到他，头低低的，低到尘埃里。
　　她的诗句和她的小说一样，关于爱恋，关于时间和沧桑。张爱玲自己是个天才，是个早熟的天才，然而却喜欢晚熟的天才。
　　这大概是个怪癖，就像她出身于一个家族史颇为辉煌的世家，却屡屡染指社会底层的写作一样。她介绍爱默生，就介绍得有趣：“爱默生在l803年生于波士顿。他早年是一个严肃的青年。他的青春与他的天才一样，都是晚熟的。他的姑母玛丽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他很受她的影响。无疑地，她对于他的成功有很大的帮助。”读到这里，我们必须得笑了，张爱玲受姑姑的影响就很大，所以，即使是介绍作家，她也要介绍一个同样受姑姑影响大的人。
　　另外，张爱玲是个热爱八卦的女人，在介绍爱默生的时候，不忘记介绍爱默生的怪癖。爱默生写了五十年的日记，但多是热爱写理论。他一生结了两次婚，而在结婚那天，都只是记下一行文字，实在是精练之至，这个世界上最深情的文字大概都应该是简练的吧。
　　关于情到浓时的简约和精练，张爱玲也这样试过：噢，原来你也在这里。
　　张爱玲1954年给胡适寄了一本《秧歌》，胡适回了信，可是因为搬家的缘故，她把信的原件丢失了。所幸的是，有一个朋友代她抄写了副本。
　　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她的这个朋友会是谁昵，很疑惑。
　　胡适是个认真的人，在回信中的部分内容下面，还专门用其他颜色的笔墨划上横线。不但谈看完后的感受，还在信里让张爱玲再多寄几册书与他，他推荐朋友看。
　　张爱玲是把胡适当作偶像来看待的，幼时家里就有《胡适文存》。她父亲爱看胡适的文字，她姑姑也爱看，结果两个人闹翻以后，父亲还念念不忘姑姑拿着他的《胡适文存》未还。
　　这样的记忆积攒到成年，是一枚每遇阳光便光泽四射的珠宝，张爱玲每每会被其光泽晕眩，胡适推荐什么书，她便看什么。譬如那本《醒世姻缘》，她花了四块钱买了一套，弟弟看到不释手，她便送了两本与弟弟。她是从第三本看起的。后来，在香港冯平山图书馆避空难时，她发现了《醒世姻缘》，便不顾外面的炮弹轰隆隆地爆炸，那炮声越来越近的时候，她看了一下剩余的部分，对逃跑的同学说，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在美国第一次见胡适的时候，张爱玲的心态是如何的呢？她的原句是这样的：“跟适之先生谈，我确是如对神明。较具体地说，是像写东西的时候停下来望着窗外一片空白的天，只想较近真实。”
　　这种感觉完全没有了她面对苏青和胡兰成时的那种自信，隐约中我读出了萧红面对鲁迅时的那种爱慕，又不完全是爱慕，大概还有一种稍有距离的信仰。只要是鲁迅先生对萧红笑一下，她也是觉得满心欢喜的，同样，若是鲁迅先生皱着眉头叹息一声，萧红也会由衷地难过，在心里替鲁迅疼痛和哀伤。大约，张爱玲面对胡适之的时候，也是如此。
　　有一阵子，我总想着在现代文学史上给张爱玲找一个相配的男人，想来想去，郁达夫最合适。郁达夫虽然模样不俊俏，但是他哄女孩子还是有一套的，做人也还算大方，与各个门派文人均有不错的交情。他或者可以将张爱玲从孤独的小女人情调中救出来。
　　但是，极少见到张爱玲喜欢郁达夫的文字的记录。在谈看书中，张爱玲的笔墨终于洒向了郁达夫，缘白一个词：三底门答尔。张爱玲仿佛很喜欢郁达夫用的这个词语。这是郁达夫常用的一个音译词，通用的翻译是指“感伤的”，后来，演绎为“温情”，再后来在中文版本的词典里“优雅的情感”。再后来又被附加了新的内容：感情丰富到令人作呕的程度。这一下就转变了词语的温度和方向。
　　张爱玲把一些文艺作品分门别类时就用了这个词语，她大概自己也解释不了这个三底门答尔的宽厚内涵，只是模糊地说：“粗枝大叶举个例子。诺朵夫笔下的《叛舰喋血记》与据此所拍摄的影片都有些三底门答尔，而密契纳的那篇《夏威夷》则不三底门答尔。”
　　张爱玲在分析这个词的意义识别时说，中国人的个人常常被大的文化背景融化，反映在文艺作品上，往往道德观念太突出，一切情感顺理成章，沿着现成沟渠流去，不触及人性深处不可测的地方。现实生活里其实很少黑白分明，但也不一定是灰色，大都是椒盐式。好的文艺作品里，是非黑白没有，而是包含在整个的效果内，不可分的。
　　张爱玲对生活的观察比较毒辣，尤其是对于食物和衣服，几乎达到过目不忘的地步。《张看》这本集子的自序中，她多次写到别人的衣饰及吃食，譬如第一次见炎樱父亲的朋友时她注意到的对方：穿着一套泛黄的白西装，一二十年前流行，那时候已经绝迹了的。整个像毛姆小说里流落远东或南太平洋的西方人。
　　好笑的是，这个人，没有想到炎樱会带着一个朋友一起前来，顿时有些窘迫，原来，他只带了购买两张电影票的钱，他把电影票塞进了炎樱的手里，说了一句“你们进去”，便匆匆告别，转身走了两步又回来，将一个纸包递给炎樱。那是他买好的两块浸透加糖鸡蛋的煎面包，用花花绿绿半透明的面包包装纸包着，外面的黄纸袋还渗出油渍来。
　　阅读她的序言，竟然也像阅读小说一样的趣味。她的所有的体验都来自内心和阅读，而她的阅读是用全部的感官来进行的。她看衣服的样式过目不忘，她吃过的食物的位置也都像她自己的衣物一样被她整齐地叠放在内心里。
　　甚至连同她的手，她的耳朵。
　　她有一个比喻说得多好：交响乐是个阴谋。
　　张爱玲谈吃的文字是性灵派，这一点缘于她的家教。
　　即便是烧饼和油条这种市井通常饮食，她也能写出与众不同的味道来。烧饼是唐朝时白西域传入中原的，这些地方地远人稀，若是出远门，必须带足干粮，便产生了一种叫做馕的干粮，传人中土后，便变成了今天的烤炉烧饼或者火烧。油条不是一种进口的食物，但也不过是南宋以后才有的。是因为当时老百姓对奸相秦桧仇恨，而取了一种食物叫做“油炸桧”，这个名字江南人多有使用。这一点，我在文学作品中很少看到，在张爱玲的文字中，是第一次看到。
　　张爱玲写到烧饼与油条同吃的滋味，大约她自己也是尝过的，因为念书时的食堂里仿佛两样都有。这个贵族出身的女孩子的少女时代，除了衣服留下了阴影，连同饮食也没有比其他孩子更优越。她写的烧饼与油条同吃时的体验确是她自己的：“烧饼油条同吃，由于甜咸与质地厚韧脆薄的对照，与光吃烧饼味道大不相同，这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有人把油条塞在烧饼里吃，但是油条压扁了就又稍差，因为它里面的空气是不可少得成分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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