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果夫的求学生涯大约延续到1912年的初秋。其间，小学上了三次，一次是湖南长沙的明德小学；一次是浙江旅宁公学的中学预科班（相当于小学）；一次是浙江的陆军小学。中学上了两次，一次是长沙明德中学；一次是南京陆军第四中学（都只读了一年），就学历而言，只能算中学肄业，这对一个立志以学问精进为己任的学子来说，当然是件不愉快的事。
造成陈果夫学业波折、徘徊不前的原因比较复杂，但均与学习成绩无关。他第一次离开湖南，是因为转学；放弃浙江旅宁公学的升学机会，是因为同学们的误解；就读陆军学校，则是为志向所激励。总之，选择多了，曲折也多，经历更多，正像歌谣里唱的：“道路十八弯，登山如登天，走过一程又一程，水泡磨成茧”，意思是说，路走得多了，脚力见长，意志增强，未必不是好事。
陈果夫刚从湖南长沙转到浙江旅宁公学堂时，因为两地教学进度上的落差，使他这个明德牌的中学生资格未被校方承认，先在中学预科班里补习了半年。按照规定，下个学期他有机会去中学部上学。谁知，偏偏有一部分学生好事，为改善伙食闹起了风潮，他们也劝陈果夫参加，遭到拒绝，理由两条：其一，自己习惯于过俭朴的生活；其二，不认为伙食不好就该罢课。学生应以学为主，吃点苦莫叫，否则怎熬得过十年寒窗？后来，学潮越闹越大，班里的同学除了陈果夫，差不多都卷了进去。个别男生，见他整天躲在房里做“书蛀虫”，对风潮不闻不问，十分恼火，合计着搞点逼宫的手段，强迫陈果夫就范，有人甚至捏着拳头，以武力相威胁，陈果夫死活不肯屈服，弄得彼此间大伤感情。
学潮断断续续地闹了一个多月，最后以学生的失败而告终。紧接着校方拿出了整治学生的手段——考试，大部分学生落的课多，成绩不理想；陈果夫却考得很好，各科加在一起，名列总分第二，受到了校方的表扬。并且还以不参加学潮的理由，特奖品德分数，改列首席。这样一来，他在同学中间更加孤立，于是陈果夫萌发了第二次转学的念头。
不久，浙江新创办的陆军小学开始招生，陈果夫受“强国先强军”的爱国思想激励，毅然告别旅宁公学堂，一举考入了陆军小学。这次离合的经历大小是次挫折，但从另一方面锻炼了陈果夫的意志。小时候，他常听父亲和老师讲“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真丈夫”的道理。顺境中，这些话说得容易，以为做也不难；逆境时，才知道坚持是非理念的艰难，于是勤勉刻苦的天性里又多了一分韧性、一分顽强。
陆军小学名日小学，教的东西，程度偏高，个别几门功课根本不是一般小学生所能应付的。陈果夫有了三次小学的经历，见识比别的同学多，年龄比别的同学大，人又勤奋刻苦，对付功课显得游刃有余，于是就把节省下来的时间，全部花在课外阅读上，广泛地接触各类书籍、报纸和杂志，从中吸取和理解新的人生道理。当时，学校里有不少教师是革命党人，常常利用讲坛和其他的讲话机会，宣传反清、兴共和的革命思想，有许多话跟二叔从前讲的如出一辙。陈果夫想听爱听，听过后就思量着去做，忽然间，觉得天地大了许多。
当然也有不高兴的事烦恼着他，这多半来自过分严肃认真的天性，比如看到一些同学玩无聊的游戏，憋忍不住要指责人家，不到改正决不罢休。陈果夫年长，人又老成，一副正襟危坐的样子，同学们不敢正面和他顶撞，就在背地里取外号，叫他“道德经”。陈果夫听到后，明白这是讥讽自己讨嫌，但君子劝人改过的责任，又使他眼里容不下沙子。班里有个叫杨德的同学，是表叔杨谱笙的儿子，入学时，杨谱笙见陈果夫老成稳重，就托他照看杨德。陈果夫受人之嘱，忠人之事，对小杨德管头管脚，事无巨细都要过问，严格得比家长还要像家长，同学们又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姆妈”，传了一阵，升级换代，索性改叫“老太婆”了。
“道德经”也罢，“老太婆”也罢，毕竟是些细碎小事，陈果夫不怎么在乎，涉及校方官僚的腐败虚伪品质，陈果夫偏要较真了。比如陆小的张总办，平时道貌岸然的样子，动不动就教训人；背过脸去，却偷偷地吸食鸦片，据说一天没有三二钱，日子根本打发不了，“既然不能为人师表，何必误人子弟”！陈果夫决心揭露这个总办的丑恶面貌。当时，二叔陈其美已从日本回国，正在上海、浙江、北京、天津等地奔走，一方面组织力量，积极筹划武装起义，另一方面又通过兴办报刊，宣传反清革命思想。陈果夫把搜集到的素材梳理成文，寄到了陈其美在上海创办的《中国时报》社。陈其美觉得这是一个教育民众的好材料，就以通讯的形式刊登出来。说来也巧，张总办丑事揭开的同时，一桩舞弊案同时曝光。事情源于皖系军阀的门户私利，他们为了顺当地安排保定陆军学堂的毕业生，避免陆小与之争食，就要求陆小将学制延长一年。张总办不顾全体学生的利益，满口应允。这两件事发，恰如（台）风、暴（雨）、潮（汐）碰头，在陆小掀起了轩然大波，学生们集体罢课示威，要求当局澄清是非，最后闹到巡抚衙门派员下来调查，把张总办撤职为止。
这一次学潮的胜利，给陈果夫鼓舞很大，一方面使他尝到了坚持正义的好处，同时也看到了革命党强大的力量，开始思考求学为什么，为什么去求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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