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俄国人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了轨道。不久，我应邀出席一个叫“面向全国”的电视节目。采访我的记者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在空间方面，俄国是否比美国领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赶上去。
遗憾的是，至今仍有人在这样提问。我认为，这正是很多美国人的短视症的表现，。我请记者按自己的理解先为“领先”一词下个定义。在我看来，这词源出于美国人的竞争精神。在错综复杂的技术领域，用“领先”一词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科技领域中某一方面的领先，往往被另一方面的落后所抵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俄国人在空间方面并非真比我们领先。
我还指出，只考虑眼前防务实非上策。我们必须看到，尽管存在氢弹威胁，我们决不会在几年中就完蛋。因此我们应该花些时间来制订一项长期规划。我父亲是历史学家。他曾经教导我说，从一年一年的变化考察一个国家的发展很难获得真知灼见。要发现历史经验的真正价值，至少得观察整整一代人。
我已年过8旬，足可回顾现代空间一超音速时代在4代人之前的起始点，稍稍归纳一下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或许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评判一番我们由那时起所走的路。毫无疑义，回顾4代人并不等于就高明4倍。不过，由于我已经度过了如此漫长的岁月，最好的办法当然是从19世纪谈起。
回首往事，历历在目。我在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时代出生于美丽可爱的布达佩斯。我依然能看见多瑙河沿岸庄严的政府大楼、一个个整洁的公园和园中许多英雄塑像。我还能清晰地回想起一辆辆俄式轻便马车驶过布达区小山岗的情景：小山上留有古代战争痕迹，马车上坐着穿丝绸衣服的妇女和戴皮帽穿红制服的贵族骠骑兵。举目所见，到处有服饰华丽，风度翩翩的人们；到处是一派异平景象。
然而，在这大好风光的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我外祖父那里的农村，农民照旧在贵族庄园里受苦受难；地主仍然把农民当做农奴。与此同时，在许多城市，崭新的百货商店和公司大楼如雨后春笋一般破土而出。这种情况在多瑙河右岸的佩斯区特别明显。它标志着商业兴盛和资产阶级的崛起；新奇的生活方式开始在这个封建农业国出现。当时，资产阶级为了取得权力和尊严，正同封建贵族展开斗争。有识之士一眼就能看出明显的迹象：贵族正在没落，开始向新兴的统治阶级及其文化让路。匈牙利与许多中欧国家一样，穿着贵族拖鞋，慢吞吞地走出中世纪；一只脚已跨向20世纪。
尽管社会阵痛不断加剧，但弗朗茨·约瑟夫时代还算得上是个昌明盛世，出生在这时候还是不差的。我双亲有识于此，在1881年5月11日将我迎接到这个世界上来。
我父亲是历史悠久的布达佩斯彼得·派斯马尼大学著名的教育学教授。母亲海伦·柯恩出身于书香门第。按世系回溯，她家在布拉格王朝曾经出过一个16世纪著名的数学家。那位先祖因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名叫做哥勒姆的机器人而受到重视。想到血统因袭影响，我觉得自己一开始就踏上科学道路似乎是合逻辑的。
话说回来，我走这条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记得我6岁时，有一次家里请客吃饭。母亲和一两个女仆像往常一样忙于烹调。两个哥哥和小弟因害羞站在离客人远，但靠近食品的角落里，不时向桌上做摆饰的甜饼瞟瞟。他们知道，饭后，那些甜饼就是他们的了。
哥哥突然发现我从屋里走过，立刻跑来把我拉到客厅中间。一到那里，客人们就来逗我，办法总是老一套：有个叔叔先让大家安静，随后大声对我说，“托多，用脑子算一算，144567×19765等于多少？”
客厅里顿时鸦雀无声。大家都瞧着我，等我说出答数。
母亲后来说，那时我像登台的小演员，略一思索就报出答数。有人用笔验算后，宣布我的答数完全正确。这种游戏往往要做好几次。老实说，我也不清楚怎样把这些数字乘出来的。当我报出答数时，客人们总十分惊讶，并鼓掌大笑。不过，父亲对此却不以为然。那天，他独自远远地站在一旁审视着我，脸上露出不安的神色。
客人离去后，他把我叫进书房说：“托多，这种计算是显显小聪明，以后别再去做这种游戏了，明白吗？”
其实，我一点也不明白。这次谈话前不久，我在父亲书房里发现一本旧算术书。我问他书上的百分率符号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不懂0怎么可以被0除。父亲解释说，%只是个表示百分数的简单符号。我想，父亲并没料到我真懂。后来，我把书里的百分率习题全都做了出来。这可使他大吃一惊。
我以为他会高兴，但我猜错了。几年以后我才知道，他对我的运算能力感到担忧，认为我用心算乘出那么长的数字是反常的。他不喜欢超常儿童，怕我将来变成一个畸形发展的人。在他干预下，我从此便和各种数学科目断绝来往；一直到十几岁才重新开始学习数学。说来奇怪，直到今天，我能用德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做加减运算，但乘法的心算却非要用匈牙利语不可，而且速度也慢多了。童年时代做心算游戏的那种非凡的视觉记忆力已完全丧失。
父亲让我读地理、历史、诗歌代替做数学习题。现在，每当我回想这事总对他感激不已。我一生崇尚人文主义的文明，这跟他让我童年时代就摆脱数字游戏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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