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物词就是以自然界和现实生活中的“物”为描摹、歌咏对象的词作。它从咏物诗中脱胎出来，一脉相承。在咏物题材发展流变中，其艺术特质也渐趋明晰，如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所指：“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张炎《词源》云：“诗难于咏物，词为尤难。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摹写差远则晦而不明。”咏物之作，拘于题则滞，远于题则空，更要避免死语，切题而不拘于题，寄情而不脱于物，才能将情感和神韵表现出来。据此可见，描摹物象与抒发情感作为咏物作品的题内应有之义，它们在作品中的表现方式是评价其艺术水准高下的重要原则。咏物之作在早期的文学作品中，往往追求外在物貌的形似，后经文人不断开拓，即物达情，别有寄托的咏物观日渐成熟，尤其在词的创作中表现得更为充分。
清代俞琰在《咏物诗选》自序中写道：“诗也者，发于志而实感于物者也。诗感于物，而其体物者不可以不工，状物者不可以不切，于是有咏物一体，以穷物之情，尽物之态，而诗学之要，莫先于咏物也……故咏物一体，三百导其源，六朝备其制，唐人擅其美，两宋、元、明沿其传，其佳者往往拟诸形容，象其物宜，不即不离而绘声绘影。”汉代为盛世之朝，以赋为尊，这种文体注重韵散结合，侧重体物写貌，讲究铺陈雕琢，力求穷形尽相，至此，咏物赋已见雏形。祢衡的《鹦鹉赋》、王褒的《洞箫赋》等从不同侧面状写风物，别有神韵。咏物赋的兴盛对魏晋以来的咏物诗包括宋代咏物词特别是咏物慢词的创作，有着某种启发和诱导的作用。
赋体穷形尽相的铺陈推动了咏物诗的发展，但是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魏晋南北朝的诗人们细致地描摹物象，巧构形似之言，追求唯美精致的形式，促进了体物技巧和声律辞采的发展。
与整体诗歌成就相一致，唐代咏物诗创作空前活跃，取材范围扩大，艺术手法日趋多样，咏物诗在内容和形式上走向成熟和完善，其体贴物情、略貌取神、虚实相生等手法为咏物词积累了经验。盛唐和中唐的咏物词大多采用诗意的语言入词，吟咏的对象既有自然意象的特征，也有情思意绪的表达，尤以前者为多。但从整体上而言，情感的表达融于对景物的刻画，以情观景，移情人景。
到晚唐五代时期，以描写宫廷饰物、华美器具，尤其是美女情貌见长的花间词，虽然屡遭诟病，但对咏物词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尤其是温、韦诸人，将官场失意的惆怅带入“花间”的景物描写，为咏物词注入了思想内容，词人们或咏物以寄兴亡之慨，或咏物以抒心中郁结，或咏物以展自然人文之貌，凡此诸般，均为宋代咏物寄情词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
北宋前期咏物寄情词继承了韦词外柔骨秀的艺术本色，巧构形似，风格冶艳，花间遗风犹存。北宋后期，咏物词的创作开始回归兴寄传统，词人将笔触伸向社会人生，审美趣味也已不再只局限于对外在形态的描绘，而是赋予事物以生命和情感，其中苏轼和周邦彦的创作对咏物词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词至南宋，词境尤为阔大，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之情怀表现得更加深挚，尤其是在内容上也有新的突破。山河破碎，国难当头，时代的伤痕刻在词人的心中，咏物的取材和词风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易安词情思细腻，身处南北宋易代之时，阅尽人生沧桑之变，故而前期词中的花前月下终被悲楚取代，在众多咏物门类中尤以咏梅寄情词更为感人。这些梅花的形象成为女词人心灵的写照，寄托深远而别有情致。辛弃疾的咏物词则善于摹形绘影，将独特的情思感悟汇于眼前景物，遂有诸多咏物佳作，颇见风骨气格。南宋后期，以李纲、岳飞、刘辰翁等为代表的词人，将爱国的大旗高高举起，在咏物词中融人叙事，产生诸多寄托遥深的咏物名作，从某种程度上彰显了咏物词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对后代咏物词立意寄托具有拓展之功。
金元文化根植于宋，作为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他们以彪悍、勇武以及进取、创新给金元咏物词带来变化。宋、金之际的蔡松年、吴激等人，他们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虽失节于金，但词间不乏念国怀家的倾向，尤其是咏物词中的家国之思、黍离之感表现得更加充分。
元代统治者实行文化高压政策，文人处境尴尬，咏物词也陷入了创作的低谷，但在散曲中仍然可以看到咏物言志的主题。如白朴、马致远等散曲名家的散令小曲中，往往将自然之景、现实之事融入主体的情思，通过咏物折射出那个时代文人的内心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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