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迟早要遇到胡适，就像胡适迟早要遇上张爱玲一样，命运就是这样神奇而无法捉摸——他们是两颗划过夜空的流星，冥冥中的缘分安排他们有一段轨迹相交，却偏偏让一对才子才女错身而过，这就是命运的有情造化与无情捉弄——所有的悲剧或喜剧都是令人诅咒的命运在捉弄人，是它在人间一手导演出无数正剧、悲剧、喜剧或者闹剧。
他们的开始和结局，早在前世今生就安排好了，这便是命中注定——要说起来，其实所有的人，全都是命运的牵线木偶。
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早早出洋，聚少离多。父亲张廷重一向花天酒地，陪伴张爱玲的，除了女仆何干、张干和疤丫丫，就是那些书，书籍伴随着她度过最孤独的少女时代，在孤独的最深处，她遇到了“胡适”——
那是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20世纪30年代，也是民国世界最开放包容的年代，作为一位学贯中西、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在北大任教的胡适像一颗启明星，正被万千青年学子所追捧。作为他的根据地之一，上海滩他常来常去，酷爱阅读的少女张爱玲遇上“胡适”，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张家父亲张廷重不管有多么顽固与保守，但是他有一个良好的习惯值得推崇：就是一直在阅读。尽管他的阅读品位可能不高，但是他一直在阅读，这对张爱玲产生了重要影响。张爱玲后来回忆与父亲在一起的光阴，书是不可缺少的一环：“有一本萧伯纳的戏：《心碎的屋》，是我父亲当初买的。空白上留有他的英文标识：天津，华北。一九二六。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提摩太·C·张。我向来觉得在书上郑重地留下姓氏，注明年月、地址，是近乎于无聊，但是新近发现这本书上几行字，却很喜欢，因为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像我们在天津的家。”
虽然在书上题上年、月、日近乎无聊，但是足可以看出张廷重对于书籍的爱惜与珍重。后来张爱玲写道：“另一方面有我父亲的家，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和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我喜欢鸦片的烟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直到现在，大叠的小报仍然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看着小报，和我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
张爱玲在这里所说的“什么我都看不起”，不过是一种年少轻狂，我倒认为正是父亲屋子里那些她当初所看不起的章回小说和乱摊着的小报，影响了她启蒙了她，当然也造就了她——她后来自称为“三流作家”，总喜欢给通俗小报写连载小说，全因为少女时代的阅读与审美趣味，包括对《红楼梦》的喜爱，也是受到父亲影响。很快，在偶然却又是必然的条件下，她终于有一天与“胡适”邂逅。
那本书就是《胡适文存》，当时由胡适的同乡汪孟郊主持的上海亚东图书公司出版，共分三集，是胡适当时最重要的著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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