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担任了1862年到1871年的总理，在他的领导下，普鲁士经历了三场战事：1864年和奥地利共战丹麦，1866年和奥地利打仗，1870～1871年和其他德意志邦国共战法国。在这三场战事中，不仅柏林方面支持打仗，战时的哥本哈根、维也纳和巴黎也积极迎战。俾斯麦打起的并不是“浪漫主义”的战争，而是“国家利己主义”之战，也就是说以他理解的国家理性为动因。
他从“小德意志”的立场上解决了德国问题，也就是说，将奥地利排除在外。俾斯麦实现了一个民族方针，而这个方针正是法兰克福保罗教会在1849年3月艰难拟定的。对欧洲其他国家而言，“小德意志”方案远远比“大德意志”更能让人接受，虽然后者一直更受保罗教堂议会青睐。如果出现了一个大德意志，将哈布斯堡王朝的德语区甚至波希米亚、麦恩的部分领土纳入自身，它将极可能在欧洲横霸一方，远远超出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的势力。
俾斯麦并不似拿破仑三世，这位法国国王是一个好战的政治家，但俾斯麦从他身上学到了处理内务政治的本领。到1875年，身为首相的俾斯麦宣称德国已身处“临战危机”，至此时，他认为德意志的国土版图已经“饱和”，不再需要继续扩张。但俾斯麦和后来的威廉家族继任者不同，他并不主张实行威信政策——这一点在上文提到的1888年2月6日的帝国国会讲话中可见一斑：“强权国家如果在无关自身利益的事情上强行干涉、插手、号令他国政策，他们实行的是强权政治，而不是利益政治，他们目中只有本国的威信。”
从技巧和远见上看，俾斯麦的处理内政的手段要远逊于其对外政策。他的内政措施甚至多次拖垮了他的外交。1879年，俾斯麦施行了粮食保护税，却导致德国和俄国关系一度降到冰点，当时俾斯麦正在与俄国示好，并试图通过1887年的保障条约与俄国重新修好。俾斯麦令德俄关系恶化，从而导致了后来的恶果，这也是他1890年下台之后对继任者的不满之处：德国不得不对法国和俄国进行双线作战。
俾斯麦的内政一开始就与宪法背道而驰。1862年9月28日，国王威廉一世将当时任普鲁士公使的俾斯麦从巴黎召回担任首相，威廉一世当时打算进行军队改革，却遭议院拒绝，因此希望借助俾斯麦扭转议院的态度。而俾斯麦为了说服议院重整军队，借用了所谓的“桥梁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宪法并没有考虑到议院和国王、上院之间出现意愿冲突的情况。俾斯麦认为，军队改革已然启动，不能撤销，因此即使没有议会通过的预算，国家财政也应该继续支持改革，直到上下两院通过此间的财政支出为止。而这种做法几乎等同于一场政变，而俾斯麦在这里也第一次步入了拿破仑三世的后尘。
拿破仑三世和普鲁士在宪法问题上发生冲突时，曾警告俾斯麦普鲁士将发生一场革命，而俾斯麦则答道：“普鲁士的革命只能造就国王。”这位首相说得没错。1862年到1866年的德意志政权虽然违反了宪法精神，但市民和工人们只是口诛笔伐，却没有拿起武器走上街头。普鲁士在1866年战胜奥地利后，所有政治阵营都在议论俾斯麦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保守派大加批判，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则非常欣赏。直到近二十年后的1884年，恩格斯还在给奥古斯特·贝贝尔（August Bebel）的信中写道：“1866年完全是一场革命。”恩格斯认为，普鲁士仅仅通过推翻德意志联盟和内战就建成了德意志帝国。“普鲁士胜战之后，推翻了三个‘天赐’的王权，统一了各方，包括从前的自治市法兰克福。如果这还不是革命，我就不知道什么是革命了。”
之所以具有“革命性”，不仅仅指普鲁士推翻了汉诺威、库尔黑森和拿骚的王权，同时还因为普鲁士从拿破仑三世那里偷学了一种统治策略，当时人将其称为“波拿巴式”：男性公民享有普遍、同等、直接的选举权，这一政策并不适用于普鲁士和1866年建立的北德联盟成员国，只在’北德帝国国会的选举中有效。俾斯麦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直接争取民心，他认为民众更忠于皇帝，相形之下，优裕的资产阶级一直受到普鲁士三级选举制的眷顾，更倾向于投自由党的票。 。
这位来自阿尔特马克的容克地主想到民众时，脑中浮现的或许是他领地上的那些雇农的形象。而大城市里的工业无产阶级却是另一种类型的民众。因此，普遍平等的选举权并没有如俾斯麦所愿，反而产生了另一种效果：促成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崛起，而这些人更追随奥古斯特·贝贝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eht），而这两人是伦敦的国际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徒，相反，“死气沉沉”的社会主义者费迪南德·拉萨勒（Derdinand Lassalle）却反响寥寥，拉萨勒1864年死于一场决斗，他和俾斯麦曾有多次交谈，两人很是投契。
1866年底到1878年夏之间这几年，俾斯麦在议会中的最大支持者是民族自由党。这个党派中聚集了德意志自由党中的右翼分子，这些人很乐意与身兼普鲁士总理和北德联盟首相的俾斯麦合作。双方合作的基础是一部“豁免权法案”，普鲁士议院应俾斯麦的要求在1866年9月颁布了这条法案，为没有预算的政府授予豁免权。但俾斯麦根本没有向议会保证：以后在类似情况下，自己不会再像普鲁士宪法冲突时这样行事。这种豁免权在北德意志联盟和德意志帝国的宪法中得到了一定的延续：议会和人民政府并不能遏制王室权力。在法制体系和经济规范的改革问题上，民族自由党和俾斯麦的想法很合拍。民族自由党虽然未能让议会掌握执政大权，但也不能说他们是1866年的失败者。不过在这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里，俾斯麦在内政上的确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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