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现实批判中的文化选择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其转变的特征是宗法式的专制社会走上了末路，异质文化的冲击加速了它的灭亡；同时，固有的文化价值受到挑战和瓦解，中国人上千年所依赖的文化生存依据发生了危机。在数十年中，中国人的社会心态经历了复杂的变化。作为一种孤立的文化，它从盲目地自大转向了挨打的自卑，从现实的痛苦走向了生存的焦虑。
社会变化中的文化心态
1840年以后，中国国民的心态转变是张弛并进的，列强对中国的几次重要的军事打击是国民心态变化的重要的转折点。第一次鸦片战争，把一个封闭无知，盲目自大的大国打开了一个难以弥补的缺口，从此，王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精神发生了动摇，天朝的神圣光环被列强的炮火硝烟染上了滑稽的色彩，自傲自大，痛苦无奈，无知自卑的心态交织着笼罩了国民的精神，天朝的臣民在一段时间陷入了茫然失措、惶惑不安的状态。
这种茫然不知所措的心态在中法战争中表现得相当充分，战争胜利，其结果却是失败的，这个虽胜犹败的结果反映了王朝信心的失落。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无论在军事、经济、政治上还是在精神上对中国人的打击都是十分巨大的。它给了大清王朝致命的杀伤，是导致清政府统治崩溃的致命原因。这场战争彻底摧毁了中国海军惨淡经营的军事支柱——北洋舰队，在朝鲜战场和辽东战场上，中国军队的一系列惨败，更加使得国家生存信心丧失。这个结果反映在嚷马关条约》上，就是确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以及附属岛屿；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分八次在七年内交清，连利息在内。这个数目超过清政府每年国库收入的三倍。领土已经无法自保，经济也损失严重，更难以接受的是，原来在文化上师承中国的东亚小国日本竟成了打败堂堂中国的强劲对手。这对国人的刺激是很大的，这一事实，严酷的考验了大清国民的生存信心。
对国家存亡的忧虑已经成为19世纪末的主要情绪，正如康有为所概括的：“今天下所忧患者，日兵则水陆不练，财则公私匱竭，官不择材，而上且鬻官，学不教士而下皆无学。”这种焦虑的心态由于生存利益受到威胁而更加严重。
《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彻底失败；也标志着清政府在国民中的威信彻底地崩溃。传统王权的神圣光环在中西文化竞争中崩溃了。尽管立宪保皇的呼声还在风行，但是，相当多的人已经失去了保皇的信心，人们普遍的怀疑保皇的意义。《辛丑条约》签订前宣扬革命，会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但是，在条约签订后谈革命，阻力就没有那么大了。许多人从保皇转向了革命，甚至认为，革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种情况至少说明，国民对清政府失去了信心，也对专制王权的支撑力失去了信心。从变法到革命，社会心态在短期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除了宣传者的鼓动之外，直接地生存利益是触发人心变化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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