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新潮》和《国民》的会员名单，难免会感叹，这一班人物的风云际会，怎么会这么令人叹为观止！到底他们特殊在何处呢？
首要让人侧目的，是年龄。傅斯年24岁，罗家伦23岁，顾颉刚26岁，毛子水26岁，汪敬熙21岁，冯友兰24岁，俞平伯19岁，朱自清21岁，许德珩29岁，杨振声29岁，邓中夏25岁，段锡朋23岁，谭平山33岁……
20岁到30岁之间，也就是那个年代的90后。此时的中国，已经“西潮涌动”，但是旧浪未消，因此这是最后一批还接受了纯正传统中国教育的知识分子。所以，他们对于所谓的“国学”，根底都不错。
这一年，陈独秀41岁了。
新年的第一期《新青年》，不是欣喜，而是充满了悲观。开篇，是北大教授陈大齐的《恭贺新禧》。面对着各种来贺新年的喜帖，他提出的疑问是：“我们为什么要贺新年？贺新年是有意义的事情吗？ 改良的念头是：何不废了贺年的礼节，改做别的有意义的礼节呢？”因为这不过是科学意义上，普通的日子，和其他的364天，实在没有区别。所以，应该把贺新年废掉，改到双十节去贺做“人”：
我们几千年来的国民，虽然有了人的身体，却没有人的资格。被独夫杀了，还要说：“臣罪当诛”；被独夫奸淫了，还要说：“天恩高厚”；被古人闭塞了聪明，还要说：“道贯古今”。做皇帝的奴隶，做家庭的奴隶，做古人的奴隶，层层的奴隶，真是暗无天日。到了民国前一年的十月十日那一天，武昌起了革命，虽没有把层层的奴隶完全摆脱了，却因此生出一种觉悟来：从此不做奴隶了，要做人了——这一天实在可以算得我们国民更生的日子，或是做人的生日。
之所以选在这一天，是因为需要把这样的观念灌输到国民头脑中去。“辞岁的改在十月九日夜里辞奴隶；请年酒的改在十月十日请共和酒；小孩子买花炮放，也在这一天。”他们这种心态是难免的。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世界上最“进化”的体制，是那么让他们自豪。结果呢？民国七年，复辟都已经来了两遭了，而国家此时正处在南北战争的阶段。即使是看看《新青年》，无非就是销量在攀升。他们要的不是赚钱，而是能够搅动社会有所改变，可实际上呢？
就在这个时候，为第二期《新潮》做准备的学生们，准备在自己的刊物上，推荐师长们的这份刊物。对于改造国民思想、女子问题、改变伦理、文学革命这四者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第一条似乎像无边无涯的说话，所以很难具体的说明。但是，中国现在的国民思想，却是浑浑沌沌，不可说他新，也未便说他旧，只是恍惚游移，“合古今中外于一炉”罢了。 所以对于一切事项，都难得亲切著明，都是在云里雾里的现象。《新青年》的好处，只是议论透彻：批评一切事项，总不肯模糊放过，总用寻根澈底，毫不留情，全不犹豫的态度。读者若能对于这种手段，取为己用，自然思想上另是一番境界。判断的方法变了。思想的境界清了，便能对于世界上事，立于批评的地位了。
《新青年》征集女子问题的文章，应者极少：关于这问题，并没得完满的结果。……改革伦理观念一题，《新青年》一出世就守此宗旨很惹起社会上的注意。这原是中国现在社会上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急待革命的一种事业。近来《新青年》的社员，又把这问题推广了，对于新道德的建设，很有想去研究的趋势。陶履恭君在第四卷里有一篇《新青年之新道德》。所以这问题的前途，正是远大，社会上很该注意。
提倡文学革命一事，是《新青年》的第一种成绩。改造中国文学，本是极有利益，急待实施的事业——这是改造国人的思想生活道德的先锋。三卷中有胡适君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后来又有陈独秀君的《文学革命论》。这是这事业的起点。到了四卷里头，差不多都是用白话做的文章。又有胡适君的一篇在中国文学史上极有价值的文章，叫做《建设的文章革命论》，把“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一个大主义，明白宣布：从此新文学建设的事业，站住了第一步；社会上的响应渐多，社里边也照着建设的预程进行。很有几篇文学的白话文出产；翻译的事业，也很进步……；白话诗的成绩尤好……。我们固然不能说他都好，可是有文学价值的，已经不少了。据我们看，《新青年》的社员，与文学相近的最多，所以这一题目下的事业，前途最有希望。
同门而出，受教师长，学生们实际在克制，既不能大吹大擂，又不可以灭自己威风，力求客观。但你听得出来，《新青年》的战果，实在是乏善可陈。何况，此时他正感受着一次寒潮。它，来自积水潭的一个水花。
1918年10月7日，秋叶初焦，清早的积水潭，一声清响，净水微澜，一位老人投身自杀。他叫梁济，字巨川，举人出身，曾经做过清朝的民政主事、员外郎等职。对于北大，还多了一层关系，因为这人还是北大教员梁漱溟先生的父亲。本来再过三天就是他60岁的生日，子女们想不到，他屡次拒绝办寿宴庆祝花甲，竟然是为死做备，而这样的想法已经存在七年。七年之中，他一直在秘密地写着遗书。当这遗书发表之后，这个“小人物”之死，迅速震动了京城，震动了整个知识界。这些文字，十几年后由家人刊录成书，梁漱溟曾经送给了梁启超一本，并把其中的写到梁济去拜访任公不遇，写信不见回复的段落划出来给后者看。梁启超大为震动，回信痛哭流涕，并且嘱咐梁漱溟祭祀家父的时候，一定代替昭告“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之教”。可见其遗书言辞之恳切。在此辑录如下段落：
“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
“清朝者，一时之事耳；殉清者，个人之事耳。就事论事，则清朝为主名；就义论义，则良心为通理。设使我身在汉，则汉亡之日必尽忠；我身在唐，则唐亡之日必尽忠；在宋在明，亦皆如此。且诸君亦知鄙人何为硁硁执以行此义乎？诸君试思今日世局因何故而败坏至于此极，正由朝三暮四，反复无常，既卖旧君，复卖良友，又卖主帅，背弃平时之要约，假托爱国之美名，受金钱买收，受私人嗾使，买刺客以坏长城，因个人而破大局，转移无定，目无腼然。由此推行，势将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无一毫拥护公理之心，则人既不成为人，国焉能成为国？欲使国成为稳固之国，必先使人成为良好之人，此鄙人所以自不量力，明知大势难救，而捐此区区，以聊为国性一线之存也。
“何古今亡国之时必有臣工赴亡国之难者，廿四史中不乏先例，岂廿五史之末竟无一人？吾故起而代表廿五史中最末一臣，以洗国无人焉之耻，而留天理不绝之机。”
“我愿世界人各当尊重其当行之事，我为清朝遗臣，故效忠于清，以表示有联锁巩固之情；亦犹民国之人，对于民国职事，各各有联锁巩固之情。此以国性救国事之说也。我非先效忠于清，既无从效忠于世界。”
在梁济的眼中，大清是为了避免生灵涂炭而禅让了权位，但是这个所谓的“共和”实在辜负了这一片好意。秩序混乱，官贪民偷，纲常沦丧，世风日下。所以他要以死来赴大义，醒世人。言辞充满悲情，的确感人至深，以至于在他死后二十天，又有一位清朝旧臣“续殉”。
作为传统的士大夫，梁济很关切后人评价。遗书中数次说到，世人会笑他迂腐，但执意如此。并且说，身后不过几种评论：大骂者，比如极端主张新说的陈独秀，骂他“眼界不高，奴性太深，不知世界大势等等”；大笑者，“卑俗官僚惯能信口訾议”，或说迂腐，或说沽名钓誉；百思不解者，是那些对国家冷淡之人；极口夸奖而未知我心者。“此种人余最感激，敢断言中下级商贾乡农劳动穷苦诸色人等大多数如此”。
事实上，他错误地估计了陈独秀。他这一身风骨，让陈独秀更多的是钦佩。1月15日的《新青年》上，陈独秀赞叹之余，还帮他把那些假共和，新官僚，朝秦暮楚的“元老”再骂了一遍。最后说：“把鄙人放在大骂之列。不知道梁先生的眼中，主张革新的人，是一种什么浅薄小儿！实在是遗憾万千。”大有一种英雄惜英雄的味道，只是稍显恨晚。陈独秀又怎么可能不去惋惜呢？他们的主张何其一致。这个共和哪是他们要的共和，它比大清更坏。为何更坏？是人心坏了。所以，梁济的主张，做一个合格的大清臣民；而陈独秀等所图的是一个合格的共和公民。“欲救此亡，当从心术根本上起”。
议论是非的人，是北大政治系的教授陶孟和。他从社会学的角度写了一篇长文，认为梁先生没有分清国家和政府的区别。清朝不是几千年的文化，它不过是个政治机关。“观念不清，竟至误送了性命。”又逐一分析了自杀是否合乎道德，还有就是自杀是否有益于社会。不用说，他是不同意这种方式的。
按说这种议论他人死父，实在是对不起朋友的。可是梁漱溟看到文章后提笔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表示“很感谢”。
“为什么呢？因为凡是一件惹人注目的事，社会上对于他一定有许多思想感慨。当这用思兴感的时候，必不可无一种明确的议论来指导他们到一条正确的路上去，免得流于错误而不自觉。”
他不同意陶孟和的分析，认为自己的父亲是“思想”出了问题。年轻时候的梁济是新思想家。他送大儿子出洋学习，梁漱溟开蒙阶段，不是给他读《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而是《地球韵言》，还把他送到了最早的现代学堂。但是，“到了六十岁，精神安能如昔，知识的摄取力先减了，思想的构成力也退了，所有的思想都是以前的遗留，没有那方兴未艾的创造，而外界的变迁却一日千里起来，于是乎就落后为旧人物了。”在信的最末，他说到：
“因此我又联想到何以这么大的中国，却只有一个《新青年》杂志？可以验国人的精神状况了！诸君所反复说之不已的，不过是很简单的一点思想，何以一般人就大惊小怪起来，又有一般人就觉得趣味无穷起来？想来这般人的思想构成力太缺乏了。”
这段话，是可以和梁济对后人的几种评价，比照来看的。两人都能清晰地感知到，向新的人在这个国家依然不多，可就是这一点点新是可以见血光的。数年后，此时正在那里做图书管理员的毛泽东总结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他和梁漱溟这两位同样的九零后之间，将会发生太多的故事。但有一点，梁漱溟无愧乃父。
敌人，没有回应；社会，没有变化；有骨气的人，却要离去。陈独秀一定是有些不甘心的。性格火爆的他，似乎等不到新年再开始自己的新事业了。1918年底，学校放假前三天（12月22日），他和李大钊的新刊物出版了，取名《每周评论》。不像他主办的月刊《新青年》专注在文化学术，这个周刊的政治性跃然纸上。在发刊词中，他把刊物宗旨定为“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
“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讲，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是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他说的话很多，其中顶要紧的是两个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这两个主义，不正是讲公理不讲强权吗？”
办过报刊的人都知道登场的重要，尤其是第一期，会用力颇深。陈独秀当然精于此道。在办报上，他是个天才。早在1903年，这个晚清秀才，就已经在上海帮助章士钊办《国民日报》；1904年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1914年，又在日本帮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1917年自办《新青年》，等等。可以说，都是领一时风潮，几乎没有失过手。但他办的报刊也很少躲过停刊的命运，因为火力太猛。这一次，有些故伎重演。最显著的是“随感录”一栏，他一人包办。这种文体，很类似如今的微博，加上陈独秀的霸气，真是犀利异常。
“两团政治中国人上自大总统，下至挑粪桶，没有人不怕督军团。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了。但是外交团比督军团还要厉害。列位看看，前几天督军团在北京何等威风。只因为外交团小小的一个劝告，都吓得各鸟兽散。什么国会的弹劾，什么总统的命令，有这样厉害吗？这就叫做‘中国之两团政治’”。
“战争的责任协约国以德皇为欧洲大战的责任者，要求荷兰交出来审问治罪。我们中国此次南北战争，国家人民也都吃苦不小。请问担这责任的人到底是谁？”
“公仆变了家长古时候专制国，皇帝就是家长，百姓就是弟子。此时共和国总统算是公仆，国民算是主人。家长式的皇帝下一道上谕，拿那个道德不道德的话来教训百姓，原不算稀奇。现在公仆式的总统也要下一道命令，来教训国民，这是怎么一回事？”
甫一登场，陈独秀就把大总统徐世昌，还有他的安徽老乡段祺瑞都骂了。段祺瑞，这位梁巨川眼中，这个时代少见的迎难而上拒绝归隐的“负责之人”，此时正在推行武力统一。力道迅猛，也自然让《每周评论》迅速走红，其对社会的影响，后来居上，也超过了《新青年》。
这大概和陈独秀的性格有关。他小时候，怎么打都不哭，以至于他的爷爷断言，“长大了不是龙就是蛇”。“酒旗风暖少年狂”，台静农先生如此文题回忆他可谓贴切，恰当。他年少离家，只身走天涯，广结豪杰，养就了他一身绿林气。早在1903年，他在日本就和邹容、张继跑到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煜的房间，突袭来了个剪辫行动，惩罚后者的腐败。1904年，陈独秀又跑到上海，参与炸弹研制，以备暴动和暗杀之用。在那个实验室里，还有个浙江来的“同志”——蔡元培。
他在杭州陆军小学教书的时候结识了浙江的才子沈尹默。认识的地点，是沈尹默家。一进门就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了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其性格昭然若揭。沈尹默恰恰是以字闻名的，后人评价“米元章（米芾）之下”，老北大的众多门牌等都出自他的笔下。好在后者虚怀若谷，反而加紧练习。两人也结为了挚友。
1913年，沈尹默入北大教书。而陈独秀此时因“二次革命”，被捕入狱，之后避走日本，帮助章士钊办《甲寅》。天各一方，自寻前途，书信往来并不曾断。到1915年，他写诗给沈尹默，取名“夜雨狂歌”，中有一句“笔底寒潮撼星斗”。第二年，《新青年》杂志横空出世。只是这份后来名声显赫的杂志，其实办得很不顺利。
故友重逢，竟然是在北京的街头，1916年底。又惊又喜的沈尹默问得陈独秀住处，嘱咐来京为《新青年》筹款的他先别回上海，旋即把消息告知给了正在招兵买马的北大新任校长蔡元培。蔡元培到陈独秀住处，扑了几个空。据说，后来干脆找一天清早就来。嘱咐茶房不要叫醒酣睡的旅客，自己搬了个凳子在房间外耐心等待。清末翰林、民国的第一任教育部总长、北京大学的现任校长、蔡元培当真是虚怀若谷。就这样，陈独秀到了北大，《新青年》到了北京。
蔡元培请陈独秀，有人说他选择的人有两种，一种是为人师表，一种是为人“学”表，而陈独秀的人格魅力应该是他的选择。猜度下来，这似乎站不住脚。因为陈独秀抛弃有孕的妻子和小姨子私奔的事情早就为人所知， 何况他也有“细行不检”的毛病。最大的可能，蔡元培是看重了他的革命家性格，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在办《安徽俗话报》的时候，他一人承担了编辑、排版、校核、分发、邮寄等职务。三餐以粥充饥，身上都是白花花的虱子，却不为所动。把一份刊物，办得有声有色。而蔡元培则是德胜于才，才又胜于行政能力的人物，且已经是年过半百，他是有这个自知之明的。何况，改革就要触动利益。蔡元培的周围，尤其是要改革的文科，大量教授都是蔡元培的老乡，浙江人。找一个安徽人来作文科学长，是个明智之选。陈独秀也的确是堪付大任。
一战息兵，国势一振。老报人老革命家陈独秀坐不住了，于是就有了《每周评论》。在新年的第一期中，发表了李大钊写的社论《新纪元》，欢欣鼓舞地说：“一九一四年以来世界大战的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血，一九一八年德奥革命的血，好比一场大洪水，诺阿以来最大的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
怎么洗出一个新纪元呢？其实意思也很明确。世界已经是一个新世界，而我们还是旧世界。要用那个新世界，来逼迫这个国内的旧世界。到了1月19号，剑锋暴露无遗。这一天的《每周评论》社论名为《除三害》，执笔陈独秀把军人、官僚、政客列为三害。开篇如下：
“我写出这个题目，有一位朋友看着说，你是做戏评吗？我说不是评那戏台上的新戏，而是评这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新戏。朋友说，你莫非要骂徐树铮，张作霖，倪嗣冲么？我说，不是不是，你别忙，听我细细评论这中国的三害！”
这样的笔法，明眼人自然会会心一笑。徐树铮是谁？是陆军次长。自幼聪慧，13岁就中了秀才，有神童的称号。弃文从武之后，官运亨通。1914年，34岁就当上了陆军次长。不爱管事，有些用人不疑的段祺瑞，事情都交给他办。足智多谋，人称“小扇子”的徐树铮，长袖善舞，是个风云人物。怂恿张勋复辟，再帮助段祺瑞再造共和，向日本借款，组织“参战军”，给段祺瑞招兵买马试图武力统一中国，包括组织“安福俱乐部”控制国会等等，都出自他的手笔。1918年，他更是心狠手辣，暗杀北洋元老陆建章，开了北洋系兄弟相残的先例。
而对于怎么除三害，陈独秀更是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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