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是定都于大同的王朝，大同曾是北魏京华，北中国最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国际性的大都市。此后以北魏京华平城为中心，大同不仅是晋北蒙南冀西金三角地区的首府和通都大邑，而且成为辽金元诸王朝的西部重镇，称西京二百四十余年。明设代藩于大同，为九边重镇之首。清代大同以北方商贸城市著称。新中国建国后，大同成为新兴工业城市，以煤电之都和历史文化名城驰誉世界。
    《中国古都系列丛书：古都大同》结合历史学、考古学、古建学、宗教学、文物学、文献学、城市建设管理学等多个学科，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恢复、保护、发展历史文化名城必须有机结合的全新视角，综合研究并介绍了魏都平城的自然环境、人文条件、城市建设、形制布局、城市功能等，描述了大同作为三代京华、两朝重镇而形成的民族融合文化、三教同尊文化、军事重镇文化、农技结合文华、商贸流通文化、风俗习尚文化、精神品质文化等，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大同城市文明史演进的路线图和基本轨迹。

    大同地多薮泽，利有鱼龟，山水可开惠民之渠，森林可供殿宇之材。从远古至元代，即从公元前4000多年至公元14世纪中叶，大同地区的植被都非常好，河流纵横，湖泽相间，山青水碧，草丰林茂，禽兽出没。本来大同地区是一片浩瀚湖水，地质学上称为大同湖，后来，随着地壳的升降运动与火山喷发，大同湖悄然消失，桑干河等河流逐渐露出地表，而广袤的原始森林都沉入地下，炭化为煤田，而大同盆地逐渐形成，盆地四周的高山丘陵，俱为参天古木所覆盖。直至800多年前，虽有人类对自然的局部开发，但因主导者是游牧民族，如匈奴、乌桓、鲜卑、突厥、沙陀、契丹、女真、蒙古等，他们注重水草长势，有着强烈的思维定势，农业垦殖只占次要地位。例如北魏平城时期，前后从各地向平城移民近十次，八九十万人，而且所盖宫城平城宫必然耗费大量木材，但从郦道元成于太和年间（477—499）的水文地理学著作《水经注》看，大同地区的生态环境依然良好。以桑干河为例，其上源浑源（今恢河）发于山侧，沿波历涧，东北流出山，左会桑干水之洪源七轮（今神头泉），乱流枝水南分，有桑干枝津“长津委浪，通结两湖，东湖西浦，渊潭相接，水至清深，晨凫夕雁，泛滥其上，黛甲素鳞，潜跃其下，俯仰池潭，意深鱼鸟，所寡惟良木耳，俗谓之南池”（《水经注·漯水》）。漯水又东北经白狼堆南，阜上有故宫庙之楼榭基址，北魏皇帝往往秋猎于此，放鹰驰犬，射猎狐兔。漯水又东北，吸引崞川水（今浑河）、如浑水（今御河）、武州川水（今十里河）等，至道人县（今阳高古城村），有平湖潭而不流。雁门水（今称西洋河），发源于雁门山（今称云门山），东南流屈而东北，积而为潭，或称为雁门水潭，或谓是汉代参合陂，斜长而不方，东北二十余里，宽十五里，蒹葭丛生。可见直至北魏时期末，大同地方生态良好之状。北魏朝廷又在平城京畿广修苑囿，人工开凿湖池，例如鹿野苑，“南台阴，北距长城，东包白登，属之西山，广轮数十里，凿渠引武川水注之苑中，疏为三沟，分流宫城内外。又穿鸿雁池”（李延寿：《北史》卷一《魏本纪》）。据考证，鸿雁池即今御河之东文莺湖，迄今仍为大同市一大景观。至于将如浑水用人工渠引入京城，已叙不赘。魏统治者还修了东鱼池、西鱼池、石池、灵泉池、天渊池等，广植卉木。魏统治者大修宫殿，所需木料必然数量巨大，例如拓跋珪“欲广宫室，规度平城四方数十里，将模邺、洛、长安之制，运材数百万根”，见于《魏书·莫含传》。估计这些木材，大部分出于平城京畿。平城地方多森林，有以下事例为证：明元帝永兴四年（412）七月己卯，“大猕于石会山”，石会山即今大同城东北采凉山，只有禽兽众多，方可供皇家大规模秋猎。永兴五年七月又“田于善无川”，即在今右玉境中狩猎。文成帝太安三年（457）正月壬戌“畋于崞山”，夏五月庚申“畋于松山”，太安四年六月丙申，复畋于松山。崞山即今浑源城西之横山，松山当亦在京畿之内，且以满山松树而得名。献文帝天安二年（467）春二月癸未，“田于西山，亲射虎豹”。西山即今大同西北雷公山及迤西之地，当时尚有虎豹，其森林之茂可知。北魏之后，直至元末，大同之生态环境一直很好，云冈之西，既有大的养马场，又有一块巨大的森林草地，称为云中甸。辽道宗寿昌五年（1099）秋巡幸西京，遂在云中甸坐冬打围（狩猎），辽国的政治活动包括对宋外交当年冬天都在云中甸行宫进行，这段事迹见于《藕香拾零》一书所收之《曾公遗录》。大同后来生态环境的变坏是由于明代二百多年的兵燹战火造成的，特别是明统治者制定的沿边烧荒政策，即沿长城一线放火烧荒不使林木可隐藏敌人，造成了无数的童山秃岭。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建设雁门关外生态文化区，才彻底恢复生态元气，使雁北地方再次成为草丰林茂之乡。第七节利国人脉
    雁门云中，旧俗刚毅，里多壮士，任侠尚气，可为天子之爪牙，执干戈而卫社稷。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史记·赵世家》说：“赵，四战之国也，其民习兵，伐之不可。”同书《货殖列传》说：“種、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慎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可以推断战国时代作为赵国北部边陲的大同地区，其风俗的主要特征是人民群众尚武和任侠。尚武是战争环境造成的，而任侠则是社会矛盾造成的，在弱肉强食的条件下，人民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希望有人保护自己，于是侠客应运而生，急人之难，保护弱者。但任侠之风发展下去，一方面经常触犯统治阶级的利益，为统治者所不容，被指斥为盗贼；另一方面也确实出现一些横行乡里、杀人越货的恶霸，人民群众反受其害。总之，这种尚武任侠之风，一直延续到汉代，班固《汉书·地理志》说：“钟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慎忮，好气为奸，不事农商，自全晋时已患其剽悍，而武灵王又益厉之。故冀州之部，盗贼常为它州剧。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徙（按移民），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雁门亦同俗，于天文别属燕。”这段记载准确地反映了从春秋战国至两汉时大同地区的风俗习尚，其后魏晋两朝，该风俗习尚并无大的变化。这种风俗习尚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这些任侠之徒，只要引导得当，就能强烈渴望持剑从戎，为国立功。这也是大同王气得以形成并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曹植《白马篇》所说，这些“幽并游侠儿”有着极高的武艺：“宿昔秉良弓，桔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而一旦国家边境有危急，外敌人侵，他们就会响应朝廷号召，立即自备鞍马投军入伍，所谓“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而此时他们都很年轻，“少小去乡邑”，却已“扬声沙漠垂（按：通“陲”）”了。当“羽檄从北来”时，他们已经“厉马登高堤”，长驱直入敌阵，弃身于锋刃之端，“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北魏平城时期，大同地区是京畿，由于统治者大量移民，形成“胡汉杂糅，五方共处”的局面，风俗习尚自然不能整齐划一。由于拓跋鲜卑是尚武的民族，很快就与平城地区尚武精神浓厚的汉族风尚协调起来了，尚武的风气也更加浓厚。《魏书》中所收的“代人”将领，如楼伏连、丘堆、娥清、刘尼、奚眷、来大千、周幾、周观等，皆以军功拜爵封侯，就连妇女也武艺惊人，据考证《木兰诗》中的木兰这位巾帼英雄就是大同西武州塞人。作为首善之区，任侠之风必然受到法律的制约，逐渐收敛，人民转而重视农商，这正是北魏统治者的引导促成的。道武帝拓跋珪是少数民族出身，马背上长大的，但亲自“劝课农耕，量校收人”，“亲耕籍田，率先百姓”；明元帝拓跋嗣大力鼓励发展农工商业。这些帝王的提倡，改变了大同地方任侠不事农商的习气。自此以后，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尚武和重农一直延续下来。《隋书·地理志》说：“雁门、马邑、定襄……皆接连边郡”，“人性劲悍，习于戎马”。而《辽史·地理志》也说：“并州北有代朔……其民执干戈奋武卫，风气刚劲，自古为用武之地。”可见此风一直传至辽金。明朝时大同为九边重镇，防御外敌入侵的任务更加繁重，大同人民或奋战于疆场，或牺牲于锋镝，或苦于徭役，或累于赋税，贡献是巨大的。
    “燕云列代帝王都，却寇威夷诩霸图”（《吴宓日记》），大同的江山形胜孕育王气，是有史可鉴的。
    ……

导言
第一章 山川形胜钟王气
第一节 王气新说
第二节 御河走势
第三节 四塞之险
第四节 农牧双利
第五节 灵岩秀岳
第六节 山水资源
第七节 利国人脉

第二章 历史长河卷巨澜
第一节 远古遗迹
第二节 赵国要塞
第三节 秦汉名邑
第四节 北魏京师
第五节 隋唐军镇
第六节 辽金陪都
第七节 元代名路
第八节 明清重镇
第九节 民国名城

第三章 入主中原定一统
第一节 两晋北朝
第二节 五代十国
第三节 宋辽金夏

第四章 始创三城作帝京
第一节 胸襟恢弘
第二节 渐人佳境
第三节 中轴对称
第四节 坊里格局
第五节 苑囿特色

第五章 丝绸之路贯中西
第一节 前承两汉
第二节 平城丝路
第三节 丝路维护
第四节 贡市往来
第五节 宝货交易
第六节 丝路实证

第六章 民族融合功至伟
第一节 说古道今
第二节 时空绵历
第三节 多元一体
第四节 相反相成

第七章 三教融合开先河
第一节 追根溯源
第二节 融合利多
第三节 教训沉痛
第四节 当循正途

第八章 开启隋唐创盛世
第一节 仕途寻踪
第二节 礼仪觅轨
第三节 财经考绩
第四节 职官求源
第五节 刑律探秘

第九章 艺术光华耀乾坤
第一节 石窟文化
第二节 梵宇文化
第三节 龙壁文化
第四节 宝塔文化
第五节 碑刻文化
第六节 非遗文化

第十章 战略要地关塞雄
第一节 军事形势
第二节 著名战役
第三节 名将简介
第四节 长城史话
第五节 茶马古道

第十一章 名城复兴谱新篇
第一节 鲜明理念
第二节 总体思路
第三节 古城保护
第四节 新城建设
第五节 城市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