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运动始末
◎迟砾
“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由中学生组合而成的团体红卫兵组织，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起来，并演变成为一场极具破坏性且带有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色彩的红卫兵运动。
红卫兵运动点燃了“文革”之火，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红卫兵运动就没有“文化大革命”。
具有“造反”意义的红卫兵组织，在中国大地上横空出世又突兀结束，前后仅两年半时间。这股红色狂飙从何而来？何以又来去匆匆呢？
红卫兵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
红卫兵运动最早发源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从当时的政治背景看，她是当时中国国内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五·一六通知》。《通知》中列举了当年2月份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二月提纲》的10条罪状，并加以逐条批判。要求各级党委停止执行《二月提纲》，号召他们向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起进攻。当时，毛泽东曾给林彪写信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改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就是后来人们广为流传的《五·七指示》。
一个《通知》，一个《指示》，实际上规定了名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基本走向，并且也规定了“文革”中几乎所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界限。作为“文化大革命”产物的红卫兵运动，从发起、发展，到衰落、消亡；从口号、言论到行动，都可以从《通知》和《指示》中找到明显的规定程序，这可以说是红卫兵组织得以产生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清华附中的同学们在讨论《海瑞罢官》时，在“突不突出政治”的问题上与校方发生了分歧，其结果引发了全校的大讨论。学生认为校方不积极引导讨论，不是突出政治的表现。校方说学生这样对待党组织很危险。这一年的5月中旬，部分学生与校方的矛盾已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每天两种意见都在进行激烈的辩论。
5月25日下午，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由于清华附中距离北京大学比较近，当日下午，清华附中的许多学生成群结队地去北大看大字报，并围绕着大字报的内容和各种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5月29日，以卜大华、王明、骆小海、张小兵、陶正等为首的十几名高年级同学，悄悄来到学校附近的圆明园废墟上集会，他们在讨论形势和对策的同时，决定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在小组名称问题上，有人提议叫“向日葵”，有人建议叫“火车头”，但大多数人赞同他们以前曾经酝酿过的名字“红卫兵”，即“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当名称确立下来后，他们一起宣读了《红卫兵誓词》：“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就这样，一群大不过19岁、小只有13岁的孩子们，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这一天后来则被看成是红卫兵的诞生日。
我们说，自1964年中共中央提出“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之后，在全国青年人中间产生了极其重大的震动。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调整自己的思想，努力地向中共中央提出的接班人的标准看齐，关注政治的热情、参与意识和革命责任感空前高涨。他们中间的大中学生、知识分子们更是关注着中国政治的各个方面以及政治走向，在报纸上和社会上所开展的一切讨论都能引起他们的极大兴趣。清华附中的同学们可以说是当时极具政治热情的青年人的代表。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聂元梓的大字报。第二天，各报又转载了这个“第一张大字报”。同一天，清华附中的几个同学在主楼门厅的墙上贴出了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表示“坚决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并有100多人在“红卫兵”三个字后面签了名。随后，北京各中学学生，纷纷涌到清华附中观看大字报。并以某某学校红卫兵的署名来表示他们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红卫兵”这一名称不胫而走，出现在各个校园。
当时，对于红卫兵这样的学生组织（严格意义上说，最初还不能称为群众组织）方式和活动是否合适和恰当，在学校内部和社会上确有一番议论，莫衷一是。但各大学（也包括部分中学）运动的调门则一天比一天高，人们的斗争方式越来越出格，许多学校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大部陷入瘫痪。尤其是清华附中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后，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引起了思想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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