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兼任老板的导演，张石川的创作价值取向始终偏重市场：初涉影事，随从卓别林式的搞笑风格；为获取高额票房，改编社会凶杀命案；《孤儿救祖记》大获成功，马上续拍长篇正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他带出武侠风潮；创出言情样式。其参差不齐的作品系列，有优秀的社会伦理片（如《孤儿救祖记》），有出色的现实批判片（如《脂粉市场》、《压岁钱》），亦有意识和制作双双低下的影片（如《重婚》）。所有这些互不相同的电影似乎都不仅仅源于张石川个人的立场与情怀，而更多地取决于市场利益需要。诚如他夫人所说：“他从小在洋行当奴仆，看惯了外国资本家那一套唯利是图的生意经。因此，在他的心目中，拍电影就是天公地道的买卖。”
以市场和票房为基准，张石川把电影品位定位在了市民群体身上。他擅长苦情戏，而结尾必是大团圆。他认为：“不让太太小姐们流点眼泪，她们会不过瘾，说电影没味道；但剧情太惨了，结尾落个生离死别、家破人亡，又叫她们过于伤心，不爱看了。必须做到使她们哭嘛哭得畅快，笑嘛笑得开心。这样，新片子一出，保管她们就要迫不及待地来买票子了。”他对人物形象的社会内涵并不十分在意，而更多注意以“有头有尾的手法”，交待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据曾长期与张石川合作的编剧包天笑回忆，明星公司当时对他的编剧要求首先是情节曲折，不脱悲欢离合的窠臼。）而且，不论什么样的情节内容，他都能纳入鸳鸯蝴蝶的叙事模式。张石川的这套电影概念和技巧诉求为“明星”创出了言情的风格特点，但也限制了它的艺术发展，使其作品在文化性和现代感方面不敌同时的“联华”和后来的“文华”。
张石川以好莱坞电影为摹本，无师自通地领悟了明星与商业片的唇齿关系，因此他特别注意发现演员、培养演员并有效地使用演员。他在眼镜店发现小生王献斋，于摩登的烟草公司打字员王汉伦身上看出贤妻良母的气质，给红星胡蝶配备小车，发千元高薪，对错失阮玲玉痛心疾首，甚至在沦为“打工导演”的情况下将周璇塑造为“古装美人”，让她的“金嗓子”誉满中国。用他夫人的话说，张石川“为了挖掘人才，天涯海角也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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