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非常的年代。在这个非常的年代里所发生的一些非常的事件，当时就令人惊心动魄，几乎无法接受，后人自然就更加难以理解，乃至不以为然了。然而历史就是那样真实客观地存在着，人们也只有而且必须正视这严峻的一页历史。
1927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右派集团以“四·一二”事件为先导，对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志士实行了残酷的屠杀政策，用血雨腥风形容当时的时代氛围是一点也不为过的。数年间，几十万共产党人和革命积极分子惨遭杀害。一大批共产党的优秀人物、堪称民族精英的志士仁人，如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蔡和森、向警予、彭湃、夏明翰、恽代英，等等，都先后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是由于叛徒的出卖而被敌人逮捕后坚贞不屈英勇牺牲的。共产党人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得不组织起自己的保卫机关以保卫自己和反击敌人。中央特科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镇压叛徒和打击敌特机关中的首恶分子。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用所谓的“红色恐怖”来对付白色恐怖。特科下属的红队，主要就是为执行这一任务而建立的。其队伍的构成，大都从工人中选调的精明干练者并加以专门的训练，在意识和技术上都达到了某种预期的要求。
顾顺章在汉口叛变投敌的消息被特科情报干部钱壮飞密报到上海后，中共中央领导人极为震惊和愤怒。当即召开紧急会议以商讨对策。对策之一，就是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等所有重要机关立即搬迁地点，以免遭顾顺章和国民党敌特机关的袭击破坏。对策之二，就是让顾顺章所熟悉的干部，尤其是一批领导骨干迅速隐蔽、转移、撤离，以免遭敌特毒手。对策之三，就是临时组织一支排除了顾顺章的亲信和好友在内的行动队，展开对顾顺章的追捕和刺杀。在此项对策下，有一个较为难办，宽严尺度不好掌握，因而也就颇为棘手的问题，就是对顾顺章的家人和亲属该如何处置。顾顺章原籍就是上海，在上海有一大帮亲属。顾顺章成了中共中央的重要领导成员，并掌握了权力很大的中央特科机关后，他的许多家属、亲戚都追随他或者说依附他参加了地下党的工作，而且又大都担任了和顾顺章职权范围有关的机要工作和交通工作，自然也就知道和掌握了许多的机密。顾顺章没有叛变之前，他的这些亲属都被认为是可靠的。但现在顾顺章叛变投敌了，忽然从中共的领导核心人物变成了出卖灵魂的叛徒和敌特机关的鹰犬。那么，他的这些由他一手培植的亲属将会持怎样的态度，实在是很难预料的。这些人又大都文化不高、封建宗法意识很浓厚，肯定会有不少人仍要继续追随顾顺章而走到革命反面去的。而其中任何一个跟着顾顺章转向的人，都必将给革命带来严重损害。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面对如何处置顾顺章家属这一棘手的难题，中共高层曾有一番议论：有人提出对这些人要全部严加控制，但究竟怎样才能有效控制这本身就是难题。有人主张全部处理掉，即全部铲除。有人认为这未免太过分。最后决定由一位高级领导人亲自出马，带领特科一部分人员前往顾顺章家中探个究竟，以便视具体情况再做定夺。不幸的是，当特科人员到达顾家，直接和顾顺章的老婆张杏华谈话，告诉她顾顺章已经叛变投敌，并要她表态时，谁知这个也算共产党员的女人竟然说她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一切还得听顾顺章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特科人员在康生的指挥下当即将张杏华和其他几个顾顺章的亲属全部镇压了。这件事不久就在报纸上被披露了，一时间沸沸扬扬。这是因为参与这一事件的原特科红队成员李某在汉口被顾顺章捕获后就全盘供认了。
潘汉年没有具体参与这一行动。但他很快知道了这一行动的过程。他感到从事革命保卫工作，必将不可避免地要经受这种血与火的洗礼。果然不久之后，他便接受了另一项类似的具体任务。
顾顺章的叛变虽因钱壮飞的及时报警，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应急措施，避免了中共地下组织的被大量破坏和中共许多重要领导人的被捕，但是，顾顺章毕竟知道得太多了。特别是他在中共中央保卫机关工作多年，十分熟悉中共的一整套秘密工作方法。因此，在他叛变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共在上海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地下工作，还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和损失。报纸上不断出现一些敌人有意渲染和夸大的所谓“破获匪案”的消息。上海的反共机关及其打手们一时便显得猖狂起来。他们因为暂时地得手和取得了某些胜利而颇为嚣张。他们以为中共的地下活动受到了突然打击之后会因此而沉寂下来，甚至会暂时停顿。
然而敌人的这种“以为”是完全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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