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 从世界看向中国
外国资本主义是腐朽的，像我这种从美国回来的，腐朽思想是很多的，你们听我讲话要小心的！
眼前的小书桌失掉了大半黄色的漆，露出了木头纹理，但磨得久了，也不觉得粗糙。
眉毛已经完全然没有，两道眉骨泛着红润的光。105岁的周有光老人就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讲笑话，他说：“很有趣味。”一笑就用手挡在嘴巴前，好像不该笑得这么开心似的。“人老了，牙不大好。”他有些调皮的，“我不讲究吃，可是有好东西我要吃。”
待在桌前坐定，周有光摘下眼镜，和上书，将台灯些微推开，拿出助听器戴上，手不抖，气不喘。
“我计算过，用电脑写文章之后，我的收入增加五倍。”他举着一只手，手指岔开，很认真的。105岁的周有光，完全跟得上时代脚步。他知道“谷歌”的纠纷，他差点去看了《阿凡达》；我们用惯电脑，“提笔忘字”，他也会忘；他推行简化字，却又经常忘记简体字怎么写。记得英文怎么说，却记不得中文怎么说。完全有资格对着记者讲古：“我看着私塾变成了洋学堂，从留辫子到剪发，看到家里面从原来点洋灯到点电灯，用上了电脑，还有手机，万里之外的人跑到耳朵旁边了，不是过上神仙生活了吗？”
1956年，周有光刚从上海来到北京，住在沙滩，外面大雨里面小雨，自己写了个《新陋室铭》，“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更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改革开放之后换到朝内大街后拐棒胡同，不大的面积被分成四间，已经是特别优待。“后来单位在方庄买了比较好的房子，叫我搬走，我说我年纪大了，不活动了，小一点无所谓，半张破桌子，半间小屋子，我不要好的了。我不在乎这些，我老了，再好也没有意思，再说了，我是过过好的生活的人，不在乎这个。”
“文革”时，下放宁夏，“大家以为不会回去了，很多人心情很坏，我觉得很好，不是下放这种地方我怎么会来，都不知道中国还有这种地方。过了两年四个月，林彪死了我们又回来了。所以我不发愁，也回来了。发愁没有用处。我遇到过许多困难，已经有经验了，都觉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要惊慌。”他又半掩着嘴笑了，很自得地。他的《汉字改革概论》发行量很大，但“50年代有稿费的，后来‘文革’就没有稿费了，后来我好多书都没有稿费。我们的稿费真少，现在的稿费跟50年代的稿费差得不太多，物价涨了几十倍了！你要靠稿费吃饭你要饿死了！”
“在国民党里面好多重要人物都是我的同学、好朋友，要是做官早做官了，我不加入；跟共产党很多重要人物也是好朋友，我跟周恩来在重庆就认识，1945年国共合作谈妥之后政协成立，他开座谈会总有我；陈毅在上海当市长时，开座谈会也总请我，我给他提经济方面的建议，他很多场合说周有光的建议都很好，但我不在他也实现不了！但我也不加入共产党。后来胡愈之跟我说，你没有一个组织关系不方便，我就参加了民盟，其实什么都不管。《群言》是民盟的刊物，我给他们写文章，20个编委现在19个都死了，就剩下我一个。”
“政协开会我跟毛主席也碰到过，拍了几次照，但从来不挂。许多人把重要人物的照片挂在墙上，我只挂家里人，我不喜欢官场那一套，我老伴儿也特别不喜欢我搞政治，有的人觉得我太古怪了。”
“人家看我老头子了，105岁，常常问我中国的前途怎么样，我说所有的国家都有前途，都是光明的，都是前进的，问题就是快一点和慢一点，我们国家还是发展得比较快的。”
沈从文的本事比我大
80岁的张允和回忆起昔日恋爱情景，写下了一篇《温柔的防浪石堤》，“两个人不说一句话。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本英文小书，多么美丽的蓝皮小书，是《罗密欧和朱丽叶》，小书签夹在第某幕、第某页中，写两个恋人相见的一刹那。什么‘我愿在这一吻中洗尽了罪恶’！这个不怀好意的人，他不好意思地把小书放进了口袋，他轻轻用右手抓住她的左手。”虽然她没有用一吻“洗净了罪恶”，但从此以后，“她的一生的命运，紧紧地握在他的手里。”
周有光提到这篇文章，笑：“恋爱的文章嘛，大家都喜欢看的。”“我的老伴去世前一天晚上有朋友来拍照，第二天发病就去世了，她的心脏不大好，93岁，去世应该说是自然的了。”他在纸上写下了93这个数字，画了个圈，让保姆找来一本《曲终人不散》，是允和的自述文集，送给记者，署名是“周有光代张允和赠”。他始终叫她“我的老伴儿”，亦是质朴情深。
吴虹飞：您跟张允和先生的恋爱故事是大家很感兴趣的话题。
周有光：人家对我们的恋爱生活很感兴趣，可是我的兴趣在学问上面不是在家庭生活上面，我和她结婚是偶然的。我老伴的曾祖父真正是清朝大官僚，做过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官大得不得了，到她父亲的时候，家里败落了，还是很有钱，她父亲接受了新思想，跟蔡元培、蒋梦麟做朋友，离开本乡，在苏州办一个女子中学，一直到今天还在。我的老伴进这个学校，跟我的妹妹是同班同学，她到我家里玩，是很普通的事，我们很早就认得了。我跟她的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苏州阶段，那时候放假好多人一块出去玩；上海阶段，我们俩往来就多了一点；最奇怪是杭州又碰到一起，我的老师让我到杭州帮他办一个学校，我的老伴本来在上海吴淞公学读书，江苏和浙江的军阀打仗，炸了铁路，不能去上海了，只能到苏州借读。杭州风景好，是恋爱最好的地方，这是恋爱阶段了，后来结婚，我们就到外国去了。沈从文跟三妹的恋爱情况是另一种，沈从文在中国公学教书，给三妹写情书，三妹很不高兴，找到校长胡适，说他是老师，还写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胡适的思想很开放，说他又没有结婚，向你表示好感这没有错。这句话讲完三妹就很不高兴，结果胡适第二句话更糟糕，他说我跟你父亲也是朋友，要不要我跟你父亲去讲一讲？三妹听了气得不得了，扔下信就走了。（大笑）沈从文的本事比我大，不理我，信照样写，你看也好不看也好，还是一封一封的。他们在上海的时候还不好，后来到了山东大学慢慢好起来。我说沈从文脸皮老厚的！我说我一点不用追的，我跟老伴是流水式的慢慢好起来，他是冲击性的，恋爱方式完全不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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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
张爱玲也在圣约翰听过课，她跟我在一个班念过英文课…-.我不记得和她说过话，她看不起人，我干吗要和她说话，人都是有自尊心的。
——王永年
我刘流行的一切价值都有警惕，左的、右的，中国的、西方的，精英的、平民的，社会的、个人的……
——余世存
一个好的，或者一个合格的政治人物，他必须面对一个很清楚的民主法则。
——张大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