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普林尼仅在写他的《自然史》时就查阅了2000卷书籍，他留下160卷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和摘录。当时罗马社会的文学活动的不是书呆子的无足轻重的文学圈子，相反，它是那个时代的最高级的社交圈子。老普林尼任职时与韦帕芗皇帝每日谈话，小普林尼除了担任比提尼亚（Bithynia）总督，还与皇帝图拉真关系亲密。
    乍一看我们会发现，让人奇怪的是这种发奋读书和写作在一流的原创文学的道路上产生的成就不大。按常例必然是，把从奥古斯都的文学黄金时代到塔西佗和朱韦纳尔为代表的拉丁文学白银时代的衰退——假定它是一种衰退——归因于提比略和尼禄等皇帝的专制统治。完全可信的是，提比略使元老院派的史学家不敢赞扬恺撒的谋杀者，但那是对文学黯然失色所做的荒唐可笑的不适当解释。维吉尔的经历表明一位伟大的忠臣要赢得财富和等同于偶像崇拜的光荣是可能的，要继续其反专制演说的元老院议员们一定受到挫折，但仍然有大量文学活动的空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真实情况是，奥古斯都时代的文学不是“青年”罗马的成果，而是一个“年老的”或许正在衰退的希腊－罗马文化。导致文学衰落的原因是文学本身而非政治因素。塔西佗倾向于写自己的主题：征服不列颠、日耳曼尼亚和东方的战争、围攻耶路撒冷、罗马的焚毁、四位皇帝遇到的灾难性的年份、尼禄的罪恶和蠢事，以及伟大帝国的制度发展。他抱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历史与逝去的英雄时代相比缺少趣味。压制文学的专制是对习俗、古典主义和学问的专制造成的。以诗为例，虽然许多贵族作家写叙事诗玩赏，他们的作品中最好的是斯塔提乌斯（Statius）的《忒拜战记》、瓦勒里乌斯·弗拉库斯的《阿耳戈船英雄记》（Argonautica），更有希望但未完成的西琉斯·意特利库斯的《布匿人》（Punica）——所有模仿荷马的诗作中最长最薄弱的诗作，还有卢坎的《内战记》（BeLlum Ciuile）——这首诗虽然包含许多风格鲜明的讽刺短诗和值得注意的措词，但缺乏简洁和自然。《内战记》字里行间是慷慨激昂的演说、语言技能的发挥。维吉尔把叙事诗发展完美，要使它在同一方向前进一步都会带来冗长乏味。首先，卢坎和西琉斯都缺少维吉尔的天才中最伟大的东西——对词句乐感惊人的辨识力。维吉尔像弥尔顿一样，赋予他那些被道德辨识所削弱的叙事诗以乐感和人性。卢坎的缺失并不是在精神方面，他仰慕共和国的事业，仰慕共和国斗士庞培，与维吉尔钦佩奥古斯都或弥尔顿钦佩克伦威尔一样真诚。因此不是政治因素而是文学传统造成他的失败，至少他的失败引起今天人们的注意。过去的几代人在世界性的诗人之中对他评价很高。文学巨匠但丁对卢坎和斯塔提乌斯的评价与维吉尔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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