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英国人的贬损,对于澳大利亚的土生白人,无论是罪犯的后裔,还是自由移民的后代,澳大利亚人则是赞誉不绝,他们被视为是“决定澳大利亚未来”的人们,是“鹏程远大的澳大利亚人”。温特沃斯曾如此描述土生的白人儿童:“一帮漂亮、有趣的小孩子”,他们“几乎没有沾染到他们父母中间非常突出的恶习!他们对酗酒几乎闻所未闻,而对诚实则尽人皆知”。一位移民是这样评论土生白人的形象的:“这个事实,在殖民地之外我从未听见过或看见过,但在这里却是尽人皆知的……即:从父母单方或双方是囚犯的血统中迸发出异乎寻常的殖民地的力量和美。”兰格豪迈的言论令澳大利亚人扬眉吐气:“甚至对囚犯流放地的第二代的道德,我也该毫无担心,对第三代、第四代照样也不怎么担心……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注定会在国际大家庭的道德以及其他各个方面占有优势的地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观念的变化,澳大利亚人对“罪犯的烙印”的感觉与看法也逐渐产生了变化。2008年,一位名叫H.加恩塞的澳大利亚系谱学家协会官员说道: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很少有澳大利亚人敢于公开承认自己的祖先是英国流放来的罪犯,这成了一个“社会禁忌话题”。然而,在这之后,能有个罪犯祖先反倒成丁某种“荣誉”。许多澳大利亚家庭在研究自己的家庭时,都希望自己的祖先和犯罪有所联系,哪怕是沾亲带故。他进一步说:“对于一些澳大利亚人来说,发现一个罪犯祖先,是件非常刺激的事,尤其是发现自己的祖先竟是坐1788年的‘第一舰队’被流放到澳洲的罪犯。许多人都认为那些流放罪犯的时代具有传奇色彩。”澳大利亚“祖先”网站负责人G.汉纳称,拥有“罪犯祖先”如今不再是家庭耻辱,这种风气的转变让许多澳大利亚人都开始研究他们的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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