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户籍制度具有明显的苏联因素，但不是对苏联户口管理制度的简单移植，而是中共在全面引进斯大林体制中自然延伸的结果。毛泽东点名邀请王芸生北上，并许诺《大公报》可以做到沪、滓、渝、港四馆不易名、不换人，照原样出版。王芸生喜出望外，很快即表态：甘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在官方档案、报刊报道、历史记述、访问、回忆，以及大多数被文学化的相关作品中，穷棒子社故事都与国家历史高度同构，村庄史就是国家整体发展过程的一个缩影。
    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建立
    建国前后王芸生的“投降”与《大公报》的改造
    上海商人如何走上公私合营之路
    “穷棒子社”故事中的权力与社会裂痕
    私人历史叙述的解读与考证
    接生的故事
    中国当代史研究（一）
    国内战争结束不久，一方面毛泽东巧施谋略，另一方面各将领知趣而退，很快就再现了一场现代版的“杯酒释兵权”。
    国家权力摧枯拉朽般地取代了上海文化消费市场，但新政权对上海文化人的掌控，却不像延安时期改造从卜海投奔革命的“亭子间文人”那样得心应手。
    共产党接管上海前夕，刘鸿生权衡比较了几种选择。他最喜爱的一句英语格言是：“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筐子里。”
    中国当代史研究（三）
    一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重塑了中国城乡的所有制结构与民众经济生活。但是不久便有了一个回潮，许多小商贩恢复了个体经营者身份，成了“社会主义中国”里的边缘人群。
    1949年毛泽东对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谈巾其为什么不打算马上占领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时，明白地告诉米高扬说，早占领上海一天，就要早一天负担几百万人的粮食和燃料供应。
    《上甘岭》和《猪排山》是1950年代中美各自反映朝鲜战争的早期冷战宣传的经典影片。半个世纪以后，当我们把这两部影片放在一起欣赏时，它们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