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官僚资本主义的衰微相比，晚清广州是民间资本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特别是在19世纪60年代后，民间资本对广州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鸦片战争后，广州大买办纷纷迁往上海等地，但是广州仍然存在巨大的资本市场，这与18世纪后期以来，广州商业经济发展所形成的资本链条有着密切关系。农业商业化的发展，使珠三角农业经济的过密型增长特征十分明垃，这种增长方式，在经济博弈过程中，粮食生产被大量的经济农作物所替代，并在专业化分工过程中，扩大了规模效应，形成了对富余劳动力的排斥，大量农、世人口转向商业经营或者出国寻找生汁。同时，专业化的生产，需要通过各级市场提供商品流通的渠道，这样，遍布农村的各级圩市，为适应大规模商业化生产的需要而得以迅速发展，通过圩市形成的市场网络，专业农民及其家庭所需的生活消费资料得以及时补充，并在很大程度上降低r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广州作为各级市场的枢纽，随着珠江一角洲商品流通规模的快速增长，其商贸中心的作用更为突出。
商业经济的繁荣、侨汇的增多和近代金融业的兴起，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的条件。长期的对外开放，使广州的民族资本家眼光较为开阔，这使广州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有着相对宽松的环境。晚清广州民族企业在数量和规模上居于全国前列，集中在纺织、火柴、烟草、医药、建材、印刷等行、世，基本上生产民众日常生活所需的消费品，这种消费型工业，对改变民众消费结构起着一定作用。但是，由于民族企业投资少、规模小，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存在严重的依附关系，发展民族工业所具备的制度环境相当恶劣，民族企业的产品竞争力非常薄弱，在廉价洋货的冲击下，很难在民众消费结构中占有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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