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蒋介石侍从室到新中国政务院——陈毅堂兄陈修和传奇
1948年10月31日，沈阳城破在即，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等乘坐的专机在北平徐徐降落。正在北平遥控东北战事的蒋介石，听说沈阳兵工厂总厂长陈修和没有与卫立煌同机而来，立即下令派一架飞机专程赴沈阳接他。
当天夜晚，滞留沈阳的陈修和听到急促的电话铃声。他拿起电话，只听电话另一端传来的声音说：“委员长得知你还没出来，下令派飞机去接你，明天上午到东塔机场，请你做好准备。”然而，第二天一早，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入沈阳。北平飞机来时，发现情况有变，未敢降落，无奈地返回北平。
几天之后，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军工部副部长王逢源找到陈修和，对他说：“你的堂弟陈毅曾要我们转给你一份电报，希望你保护沈阳兵工厂，并设法留下不随国民党而去。不想电报未转到，而电报中所希望的一切，你都做到了，这太令人高兴了。”
随后，王逢源转达了中共上级的命令：陈修和继续担任兵工厂厂长；该厂留下的员工全部恢复原职，为仍在进行的人民解放战争生产武器装备。
曾经一天，我坐在了这位令蒋介石惦念、却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大功劳的功臣的对面。当时，他已97岁高龄，却难觅老态，言语声调有着同其堂弟陈毅一样的激越与豪爽，而且每到亢奋时，便会从沙发里站起，甩出一串带川味的普通话。
精于军工，成为受蒋介石器重的侍从副官
拜访陈修和，是受我尊敬的一位忘年朋友之邀，他说是见陈毅的哥哥，我便以为是陈毅的亲哥哥陈孟熙。
关于陈孟熙，我知道一点发生在1950年夏季的一段逸闻。那时，人民解放军刚刚解放海南岛，台湾为之震动。蒋介石之子蒋经国立即召见黄埔早期学员李次白，要他凭借妹妹是陈孟熙之妻、陈毅兄嫂的特殊关系，充任秘密特使，透露蒋方愿与中共再次合作之风，以求中共缓攻台湾。李遂经香港进入大陆，果然通过陈孟熙与陈毅会面。
李次白与陈毅晤谈的详情，外间至今不得而知，只知道陈毅根据中共中央精神告诉李中共不急于攻台。故而拜访前，我满脑子都是如何通过穿针引线的陈孟熙之口，了解那次国共秘密接触的详情。
当我听到老人自解其名为“修养的修，和平的和”时，马上追问了一句：“您是否还用过别的名字？”
“我的确用过别的名字，那是我在16岁赴考四川高等工业学校时给自己取的新名字，叫陈统，统一的统，号修和。我的名字和号合在一起，寄托了我当时的最高理想及希望，那就是清除列强的威胁，消灭割据一方的军阀势力，彻底摆脱战乱，使祖国得到统一，民众和平生活。”说到这里，老人陷入对往事的遐想。
陈修和的老家在四川乐至，那时乡下的男娃儿都不爱读书，因为读书费脑筋要用功，所以长辈要鼓励孩子读书，就对上学的孩子特别优待，陈修和是这一辈孩子中的老大，在那样的鼓励氛围下带头上了学。
乐至的陈氏家族是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在陈修和读书之际，其兄弟姐妹已有八九个之多。但年龄相仿、比较友爱亲近的是前面五个。陈修和是长子长孙，是大排行中的老大，陈毅是五兄弟中的尾巴。
这群英俊少年在学而时习之的过程中，很快显露出过人的悟性。陈修和与陈毅相继考入四川高等工业学校和成都甲种工业学校。1918年，陈毅及其胞兄陈孟熙怀着一腔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热望，考进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并于一年后，皆以优异成绩获取官费资助漂洋赴法。陈修和本欲随堂弟们一同赴法，可因为盘缠不足，自己又是老大，遂决定暂不出国，而是找一份工作挣钱资助两位堂弟。
20世纪20年代以后，受俄国十月革命之风吹拂，在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心中再次激起反殖民、反封建，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的热忱，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并因势而做出与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携手、先期完成反帝反封建使命的决策。如火如荼的第一次大革命在广州滥觞。
此时，沐浴过欧风、又领略了社会主义新思潮的陈毅从法国归来，在北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而自四川高等工业学校机械科毕业后，到上海从事技术工作、在格物致知方面颇有才具的陈修和也逐渐清楚地认识到，在帝国主义威逼和军阀混战中呻吟的中国，再高超的专业长技也无法施展，只有去参加革命军，先创造一个弊绝风清的社会，专业长技才能在富国强兵中发挥作用。
1925年，陈修和同陈孟熙前往广州投考培养北伐军骨干的黄埔军校。不料，他们的第一次投考并不顺利。赴考前，他们找到当时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都颇有声望的同乡吴玉章。吴玉章说黄埔的环境非常艰苦，又问他们是想到军校工作，还是当学员。血气方刚的陈氏兄弟当即表示：任何艰难困苦都不能阻止他们投考军校，置身于打倒列强除军阀的行列。
“那时有一首风靡一时的歌，歌词头一句就是‘打倒列强除军阀’，一听到这歌声，我们便热血沸腾，便会为参与创建理想中的祖国而奋不顾身，于是吴玉章介绍我们赴考。”陈修和说道。
当时黄埔的学员，多数是地方和军队中推送的革命积极分子，不少是国民党、共产党的党员。陈氏兄弟无党无派，一般的介绍并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加之受过高等教育，校方感到他们投考黄埔的动机有问题。尽管他们百般申明只为打倒列强消灭军阀而来，仍旧无济于事。
陈修和并不气馁，他又找到黄埔一期毕业的几位同乡，如第三教导团长李杲等，为他们做保。此次报考时，为了避免再生枝节，陈修和没有沿用自己的原名“陈统”，而改用了自己的号“修和”，此后便以号为名，伴随终生。陈氏兄弟终于如愿以偿，成为黄埔军校炮科第五期学员。
黄埔军校是新型的军事学校，要教授学生新式武器的构造和应用，因此学生需要有一定的数理化基础。但当时入校的学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为了尽快转入正常教学，要对文化程度低的学生进行一段时间数理化基础补习。
由于教员匮乏，补习辅导教员只得在学生中考试挑选，结果四川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的陈修和立刻脱颖而出，拔了头筹，不容分说当了先生。
身兼教员，每月有20块大洋的津贴。当时有20块大洋，真可谓学员中的“贵族”了。于是同学们常嚷嚷着要“陈老大请客！”陈家的血脉中，大概都不乏豪爽基因，陈修和也乐得与同学分享，于是在同学中颇有人缘。后来同学推举他做蒋介石的侍从副官，想必和他与同学关系融洽为因果。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后为组建培训打倒军阀的新型革命铁军而创办的。当时大多数热血青年，都是怀着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爱国之心投身其间的，尽管他们分属于国共两党，抑或在校加入了不同的党。陈修和正是出于爱国的追求，在校园中加入了国民党。
随着北伐军的推进，许多黄埔军校学员尚未毕业，却已置身战斗行列。1926年，陈修和也同黄埔军校生组成的部队开赴武汉。这时，曾受中共之命赴四川开展军事工作的陈毅，已转调到武汉中央军校政治部工作。分别数载方得武汉重逢的陈氏兄弟相见甚欢，但这种愉悦并没持续多久。
“四一二事变”，蒋介石在南京另立政权后，武汉国共合作的局面虽未公开破裂，但“清共”的鼓噪已甚嚣尘上，山雨未来，形势险峻。“马日事变”发生后，汪精卫与蒋介石合流在即，陈修和对国共的合作与决裂颇感迷茫，他感到政治风云的变幻太难于捉摸了，还是工程技术来得单纯，因而转念想脱离军队，以自己的长技报效国家，遂被国民党同学拥往上海。
行前，他与堂弟辞别。陈毅告诉他说：“我想奔赴南昌，你准备到上海搞你擅长的工业，这也好。不过，倘若在赴上海的旅途中不顺的话，可在九江下船，去找咱们的老乡朱德。”
堂弟的嘱咐及关心令陈修和心热，他感到如今虽兄弟分手殊途，但为国家强盛富庶而奋斗的意愿却依然相通。他怀揣陈毅给朱德的亲笔信，登舟顺江而下。而时局骤变，船未到九江停泊，直驶南京。不久，陈修和赴上海兵工厂工作。
1927年底，蒋介石经历短期下野后，东山再起，陈修和被黄埔五期的学员们推举为蒋的侍从副官。蒋的侍从副官都是从每期学员中推举出来的。主要工作是传递文件，引见客人，随蒋外出巡视、讲演、参加会议，并直接受蒋委派从事调查联络工作。
蒋介石还以此表示对黄埔学生的器重，同时通过这些侍从副官维系与各届学生的感情，也便于了解各届学生的情况。陈修和记得，当时的侍从副官还有邱清泉、郑介民、侯志明等。
国民党内的权力之争，以蒋介石重新执政稍息波澜，于是北伐随之提上日程。在作战中，北伐军所需的大量武器装备主要靠蒋介石力能控制的上海、南京两个兵工厂生产，因此在前线厮杀的黄埔学生时常提请蒋介石关注这两大军火命脉。
陈修和初到蒋介石身边时，蒋像对其他侍从副官一样，于工作题外随和交谈，并仔细询问他入黄埔前后的学业经历。当蒋得知他在军工方面学有专长后，便对他在这方面提出的见解比较重视，还表示一旦侍从室的工作告一段落，仍派他去上海兵工厂。
陈修和遂根据自己对上海兵工厂现状的观察，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书面报告，指出上海兵工厂军火生产的潜力可观，但主持该厂的石瑛其人顽固暴躁，不能任用专业人才，与职工关系紧张，影响了武器的改良、生产能力的充分发挥，建议另派干员接办。
然而，蒋介石未及细阅报告，便亲往徐州、郑州、开封一带同冯玉祥会晤，并换帖互拜，商议对北伐部队组编调度，以便尽早向鲁、奉一带北洋军发起攻击，最终实现国民政府对全国的统治。商洽停当后，蒋介石遂派邱清泉、郑介民、陈修和到师团任职，一方面表示对黄埔学生的抚慰，一方面摸清有无其他派系在蒋军中活动。
在基层，陈修和发现士兵使用的武器问题很多，机关枪不连发，弹药时有炸裂断壳现象，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陈的许多同学均向他反映改良武器的强烈愿望，纷纷建议陈回到兵工厂去发挥特长。
陈修和将这些报告蒋介石，又想到在侍从室时同总参议张群过往颇多，而张此刻正得蒋倚重，就通过蒋的侍从秘书邓文仪，把原先关于上海兵工厂的报告转交给张群，请他向蒋进言，敦促蒋关注兵工问题。蒋介石颇重视陈修和的观点，随即任命张群主持上海兵工厂。
在黄埔早期学员中，指挥若定的将才已经大量涌现，但精通军工技术和管理的人才寥若晨星，而失掉军工的有力支持，部队的战斗力势必大打折扣，蒋介石开始考虑到这一层。当陈修和从前线回南京，蒋介石随即决定将他从军队调出，派往上海兵工厂任职。
陈毅来投，陈修和代为庇护
1929年仲夏的一天，在上海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当主任的陈孟熙突然来到陈修和的寓所，悄声对他说：“大哥，好消息，五弟来信了，说是将从汕头乘香港船来上海，要我们去接他。”
“真的吗？”陈修和心头掠过一阵喜悦，但随即又涌出缕缕担忧。喜的是为追寻自己的主义舍生忘死的五弟仍安然无恙，且兄弟又得团聚；忧的是近期上海环境严酷，彭湃、颜昌颐等共产党人刚刚惨遭捕杀，颜昌颐还是陈毅的入党介绍人。五弟此时来沪，风险太大了。
但陈毅既然决定要来，那么确保他在沪期间的生命安全，作为大哥的陈修和感到责无旁贷。陈修和与陈毅的亲哥哥陈孟熙仔细商议了一番，认为租界区内相对安全些，遂化名王根生、王根新，在位于租界内三马路的新苏旅馆包下房间。他们还为陈毅赶制了一套西装，搞到一枚兵工厂的徽章。“如此装束后，看上去就像个民国政府的科级干部。”
陈毅到沪的那天上午，陈修和、陈孟熙西装革履前往码头。他们以为陈毅会坐头等舱，因为那里多是达官贵人，军警盘查不严格。于是船刚泊稳，他们便直奔头等舱。谁知寻找半天，也不见陈毅的身影。
正待到其他客舱寻找，突然听见熟悉的川音唤着他们的名字。回身望去，一个工人打扮的人正对着他们俏皮地微笑。“五弟！”惊喜绽露在两个哥哥的眉宇之间。
陈毅此次来沪，是应中共中央之召汇报红四军情况，并讨论红军发展等重大问题的。当年6月，红四军主要领导毛泽东和朱德，在如何建军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陈毅暂居红四军领导地位。他最初对毛、朱采取了各打五十大板的中间立场，结果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但经过一段思考，他感到红四军仍由应毛泽东领导，朱德辅之。而上海的会议，正是要研究这些问题。
住进哥哥们安排好的旅馆后，陈毅立即向中共中央机关发出安然抵达的信号，随之接上了联系。此时的上海一片风声鹤唳，悬赏捉拿共产党人的告示随处可见，便衣特务、警探密布。但陈毅在两位兄长的保护下活动自如。
有一天，陈毅告诉陈修和，他准备约周恩来到旅馆中长谈，请陈修和设法掩护。陈修和想想说：“我可以同孟熙在外间下围棋，你们就在里间谈吧。”
当陈毅将如此安排告诉周恩来时，周恩来有些不放心，问道：“你哥哥可靠吗？”“绝对可靠！”陈毅对长兄充满信任。
一个月的时光悄然度过，陈毅把自己的思考向中共中央做了汇报，而当时的中央认为红四军领导仍应由毛泽东担任。于是周恩来委托陈毅起草中央对红四军的指示信，未加修改，便交陈毅带回赣南闵西苏区，此信即有名的“九月来信”。
陈毅离沪返苏区后，把毛泽东请回红四军，随即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影响的古田会议，由此可见此次上海之行的意义。而倘若没有陈修和、陈孟熙兄长的庇护，陈毅能否安然往返，则可能要当做别论了。
担任兵工署少将专员，成为各地驻军将领的座上客
春秋交替，陈修和在上海兵工厂已工作了数年，厂长张群也另有高就。当年他初来时为了笼络陈修和，使陈不在蒋介石那里指摘他的失当举措，曾许愿要送陈去德国留学。然而，当他发现陈绝非拨弄是非之人后，便将口头之惠置之脑后。
接替张的是宋子文的亲信郭承恩。郭既不懂军工，且贪鄙厚颜，利用购买生产原材料大吃回扣，并通过报假账恣意贪污。而新任兵工署长陈仪见郭以贪污中饱暴富，也眼红手热，下令关闭上海兵工厂的火药厂，以便通过直接向美国购买火药分享回扣。
陈修和得知此事后，认为蒋军所用枪炮种类繁多，口径不一。制造弹药的火药，都是根据不同的需要随时定造的。如果关闭火药厂，专靠从外国进口，既难以满足多品种之需，又难以根据生产变化及时供应，贻误军需。
个中弊病，许多人也看得清楚，但不敢开罪于炙手可热的陈仪、郭承恩等人。可性格耿介的陈修和不管那一套，直接上书蒋介石，指出停办火药厂的危险性，请求恢复生产，投资改良设备。蒋阅后采纳了陈修和的意见，下令复工。
就在火药厂停产的几个月里，陈仪已经从美国杜邦公司订购了大量火药，得了30万回扣。此事在陈仪调任福建省主席后被美国报纸揭露。其时俞大维继任兵工署长，因他是陈仪一手提拔起来的，便只得将具体经办人李辉光开革，大事化小。
如此惩戒，并不能终止某些负责军工和军火供应的官员对购买军火的热衷，上海兵工厂在这种背景下生产自然趋于凋敝，陈修和对此忧心忡忡。
恰在此时，冯玉祥、阎锡山反蒋兵败，张学良就任蒋氏政权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中国表面呈统一局面。陈修和闻知沈阳、太原均有相当规模的兵工厂，正可乘此时机前住参观调查，了解全国工厂的总体情况，并为上海兵工厂的改进整顿作参照。
厂长郭承恩、兵工署一些官员皆对此不以为意。而一心盼望军事工业振兴的陈修和亲赴南京面谒蒋介石，陈说参观调查的意义，请求亲往沈阳、太原、汉阳等地。蒋介石允准了他的要求。手令陈仪办理派遣手续，并给陈500元津贴，要其多与沈阳兵工厂的技术人员联络应酬，深入了解情况。
陈修和先到达沈阳，由南京政府代表吴铁城向张学良打招呼。张得知陈系蒋介石亲自派遣，第二天即同他见面。张向陈详细介绍了沈阳兵工厂的情况，陈听罢，觉得张对兵工生产似乎颇内行。张学良问陈修和是否还要观看其他地方的兵工厂，陈告以还准备去太原、汉阳等地。张说他曾派人往观太原兵工厂，机器虽多，制造粗滥，不值得参考。
陈修和在沈阳兵工厂参观调查了三个月，感到该厂许多产品及质量居国内领先地位，但也发现一些问题。如该厂的负责人多为军人，不熟悉军工生产业务。生产技术几乎全被外籍工程师把持，而这些人根本无心中国军工生产的完善与提高。像生产七七野炮，根本无须某种钢材，可负责设计制造的奥地利工程师，非要沈阳兵工厂进口他代表的厂家生产的特殊钢材，为其雇主牟利。
陈修和在外出参观调查后，给蒋介石写了一份书面报告，除了简要地叙述兵工生产的情况外，对现存的缺陷做了透彻的分析，强调了由于领导人才的缺乏，结果耗资巨大，购买到当时世界最新的设备，可连当时世界上一般水平的武器都生产不出。
他在书面报告中不厌其烦地罗列事实、演绎推理的用意，在于提请蒋介石重视军工人才的培养和任用，改变中国国防工业落后的现状。
不料蒋介石阅后，反而强化了中国军事工业落后状况难以改观，自制武器不如购买外国武器的意念。加之孔祥熙、宋子文、陈仪、俞大维等都散布“外国武器既好又便宜，何必花许多钱自己造”，使蒋介石对整顿兵工企业更失兴趣。
不久，上海“一？二八”抗战发生，陈修和回沪改进兵工厂的理想又成泡影。战事结束，他深入作战部队，对战时武器应用情况做了一番调查，再次向蒋介石陈述国内武器装备的问题，重申改革军工的必要。
蒋介石在听了陈修和的陈述后，问：“对这些问题，你的意见怎么办？”陈回答说：“目前党、政、军各方面正组织赴外国参观考察团，这对改善我国兵工，对购买新式武器，都有裨益。”他的建议又一次得到蒋介石的首肯。就在这一年，他被蒋送往法国巴黎高等兵工学校留学。
寒暑四度，陈修和于巴黎高等兵工学校毕业后归国，兵工署呈请委任他为少将专门委员。此时恰值西安事变后，国共再次携手，陈修和建议设立南、北、中三个总厂，将沿海和易受敌方攻击的兵工厂迁往北方的宝鸡、南方的株洲和战时首都重庆。同时，他还建议改革兵工教育，由兵工学院收军校毕业生，学成后任兵工各级领导。建议得到蒋介石的重视，他逐条批示，然后指令兵工署办理。
在这以后，陈修和相继到越南、香港、昆明等地任兵工署驻当地办事处处长。由于他掌管着军工生产及武器的分发大权，遂成为这些地方驻军将领们最欢迎的座上客，当然，许多将领本来就是他黄埔军校的同窗好友。
抗战后期，国民党军为配合盟军作战，在昆明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负责西南各战区诸部队及远征军的统一指挥整训，何应钦任总司令，陈修和代表军政部和兵工署参加中美联合后勤司令部任军械处长。
有一天，他只身前往战绩卓著的国民党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家做客。闲谈之间，关麟征突然问道：“你现在还是光杆一人吗？”陈回答说：“还是一个人。”
若不是关麟征提起，陈修和似乎未曾细想过：他从28岁入黄埔，随后北伐，做侍从副官，投身军工，赴法留学，参加抗战，一晃18年过去了，怎么就不曾为婚姻之事烦恼过？是过于忙碌情趣所钟的事业，还是视野之内从未出现过令他怦然心动的女性？他自己也说不清。
“那怎么行！哎，我来给你做个媒怎么样？”关麟征仿佛不容置辩。他告诉陈修和，部下五十四军军长黄维家中来了一位年轻的女教书先生。关麟征知道陈修和受过高等教育，又曾留学法国，其所在的兵工署官员大多为留德、留法、留日生，通常置身高层文化知识的氛围，因此一位女知识分子同他一定很般配，所以他执意要充当一次月下老人。
关麟征替陈修和相中的这位女教书先生名叫董悯，她出身于浙江绍兴的诗书世家，其兄即新中国诞生后创作了油画《开国大典》的著名画家董希文。董悯与黄维夫人蔡若曙皆为浙江杭州惠兴女中的同学。
董悯于抗战爆发后辗转来到昆明，在西南联大附中担任教师。最初，她一直在昆明女子青年会栖身。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同已是黄维夫人的蔡若曙相逢。蔡非要她搬出青年会，住到自己家中。因当时黄维忙于军机，蔡常常独守空房，如能得同窗女友相伴，可排遣许多寂寥。此后黄维家来客，蔡若曙总是拉着董悯一道应酬，久而久之，驻昆明的一些将领便知道黄维家来了一位年轻的女教书先生。
关麟征大包大揽后，便亲自去张罗，还动员一些蒋军将领轮番说项，又通过黄维及其夫人蔡若曙做工作。董悯回溯这段往事时说：跟这些视命令如山的军人，容不得你温文尔雅地细细思量，结果我同陈先生结为夫妇，被省略掉了花前月下温情缱绻的恋爱阶段。
抗战临近胜利前夕，曾在江苏、安徽一带做过游击司令的冷欣，调到设在昆明的陆军司令部，任副总参谋长。他同陈修和是黄埔好友，初来人生地不熟，陈修和遂把他接到自己家中同住。
一天，他俩闲聊，冷欣告诉陈修和：“有一次，我在苏北，轻装简从地闯进了陈毅的司令部。因为按军事序列，陈毅的部队在我们游击司令部辖下。我对陈毅说：你哥哥陈修和是我的老朋友，所以我来看看你。陈毅当时待我很客气，我们相对谈论良久。你这个弟弟不错，我们的宣传都说共产党人提倡大义灭亲，不敬师尊长，不认兄弟姐妹。可陈毅跟我拉了不少家常，提起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显得那样一往情深。说是许多年互不相见了，心中十分挂念，充满人情味。”
后来，蒋介石也知道了陈修和是陈毅的大哥。陈修和猜想，大概是冷欣把这件事告诉了蒋，因为后来陈修和从蒋口中也听到了与冷欣和他交谈的相似的话。
电告何应钦，警惕法国重返越南的阴谋
1945年8月17日，盟军统帅部发布第一号命令：“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法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日本高级指挥官以及所有陆海空和辅助部队，应向蒋介石委员长投降。”据此，蒋介石命令国民党陆军一方面军司令卢汉率全军入越，在河内设立占领军司令部，接受日军投降。与此同时，国民党行政院还组成一顾问团，协助接收。
陈修和的老朋友凌其翰被举为顾问团负责人，他于赴越途中在昆明逗留数日。因陈修和担任过兵工署及联勤司令部驻越南办事处处长，又曾留学法国，且于盟军统帅部命令后就受降事务去了一趟河内，对越南的情形相当熟悉，凌其翰便前往陈处拜访讨教。不料刚见面，他就挨了陈修和好一通数落。
原来凌其翰刚受命，就接到行政院拟定的《占领越南军事及行政设施原则十四项》，要其根据这十四项原则行事。这十四项原则中的有关措施，均以尚未回到越南的法国势力为一方，以法方为商洽对象，而只字不提“八月革命”后诞生的、以越南劳动党为主的越南临时政府。
而早在1943年开罗会议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对蒋介石表示，战后绝不能把印度支那归还法国，而应置于国际托管之下。特别是“四强”对“二战”期间法国维希政权追随轴心国印象颇深，不愿让法国在战后捞得丝毫便宜，因而盟军决定印度支那北纬16度以北由中国军队接收，以南由英国军队接收，不允许法国染指。
可十四项原则以法国为越南战后各种事项的商洽对象，无异将法国视为接收的伙伴，给了法国再次染指印度支那的机会。陈修和认为这无疑背离了原来中美达成的共识和意向，同时作为军人的陈修和，对历史上法国殖民者将越南当做侵略中国跳板的行径记忆犹新，亦对越南人民为摆脱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怀有同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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