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初识何真于山东。当时，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任山东济宁知府，而何真适由江西调任山东行省参政，是方克勤的顶头上司。方克勤是明朝著名的循吏，事迹载于《明史·循吏传》。方孝孺与何真，辈分不同，地位也相去悬殊，但从序文看二人相得甚欢；方孝孺甚至“获侍几杖者数月”，愿为方氏幕僚或日私人秘书。这一不殊的情谊，他们是维持着的：何真致仕京居，方孝孺父亲遭冤杀，居丧满期回京，即往拜访，与其父亲相论历代治乱之道，情志十分契合。与何真父子的交往，影响到方孝孺对岭南文化的态度。他在另一篇为广东人而作的文章《送梁宏省亲还广东序》中，极力驳斥人分南北之说，为岭南文化张本。
三、宋濂与孙黄
宋濂与何真的关系先于孙黄，而与孙蒉的关系也与何真有关--孙黄是何真所辟之士，宋、何的关系也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宋、孙关系，但宋濂与孙黄的关系最为重要，对岭南文学与文化的影响也最为深远。至于孙蒉之结缘宋濂，在其最初贽见宋濂的诗中已有表白：“惠州枉礼遇，揣己愧明恩。际会幸有时，感激复何言。”这里“惠州”，当指何真，他们初次见面，大约就是在何真府上。
孙黄，字仲衍，号西庵，广东顺德人。生于元惠宗元统二年（1334）。早年与好友王佐、介、黄哲、李德相聚于广州南园抗风轩，共组诗社，人称“南园五先生”。负节概，不妄交游。何真据岭南，礼遇之。洪武三年（1370）举于乡，旋登进士。授工部染织局使，继调安徽凤阳府虹县主簿。其后，入京任翰林典籍官，跟随宋濂等参与编修大型韵书《洪武正韵》。后出任平原县主簿，不久，受胡惟庸案牵连下狱，罢官还乡。洪武十五年（1382）复出，任苏州府经历。八年后，又遭贬调，远戌辽东。洪武二十七年因曾为凉国公蓝玉题画，坐蓝党案致死。《明史·文苑》有传，有《西庵集》传世。
前面已经述及孙黄为首开创的岭南诗派在岭南文学文化史上的极其重要的地位与极为深远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与宋濂甚有渊源。明以前，岭南与内地文化的联系，基本上是单向度的，主要是为官或贬岭南者对岭南士民施加影响，鲜少有岭南士子主动北上游学、返教于乡者。在此背景下，孙黄景仰并师事或私淑宋濂，自有其一种特别的意义。其时宋濂虽然是开国文臣之首，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海外都竞相求阅其文章，但孙蒉也可以像其他士子那样，虽景仰之，不一定非师事之；其之所以师事之，其中的重要内在逻辑在于双方文化与文学主张的相近。在文化上，宋濂为理学正宗婺学传人，孙簧也倾心理学；据四库全书总目《西庵集》提要：“蒉著述甚富，自兹集外，尚有《通鉴前编纲目》、《孝经集善》、《理学训蒙》。”可见其理学修为与成就，“其《孝经集善》则宋濂为之序”，也可见出他们在理学上的授受渊源。在文学上，宋濂乃至整个浙东派都倾向于征经、宗唐、得古，以孙蒉为代表的岭南诗派，其突出的特色也是标举唐音，诗风雄直，已成学界不刊之论。
渊源既明，下面我们就考察其间的具体情形。
今检《宋濂全集》，孙黄乃是向宋濂献诗最多的一位，有31首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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