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自从五代的后晋皇帝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之后，已经有四百多年不容汉族王朝染指。北京的地理位置极其关键，属于游牧部落和汉族之间的“必争之地”。草原游牧民族越过燕山山脉之后，北京成为他们通向中原坦途的咽喉要地，因此，对汉族来说，北京也就成为抵御“蛮夷”的军事、经济重镇。
多少汉族统治者，包括雄才大略的宋太祖赵匡胤在内，都一直梦想着恢复失地，至少是夺回北京，但得到的却都是失败。可歌可泣的杨家将故事，只能流传在河北中南部。岳飞大战金兀术的战场，甚至只能发生在湖北、河南。
相比之下，明朝占领了元大都，将防御战线推进到长城以北，对汉族来说，是多么难能可贵。
元朝是蒙古族政权，大都陷落后，元顺帝退回漠北草原，残存了三十多年，历史上称之为“北元”。虽然它对明作战不断失利，一个又一个的城池被攻克，一支又一支的军队被歼灭，甚至让出了首都，但国号仍在，皇帝仍在，百万大军仍在，辎重粮草仍在，因此恢复旧时江山的雄心仍在。对朱元璋来说，用什么样的军事和政治手段对付这一屡战屡败但就是不投降的对手，便成了棘手问题。
长城两边，双方军事冲突不断，互有攻守。到了明朝建国后的第五年（1372），明朝与北元在塞外的岭北进行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史称岭北之战。
这场战争，明朝动员了北方防御力量的精锐，带有寻找敌人主力，进行战略决战的性质。但结果却是主动进攻的明朝遭到惨败，损兵折将，数万将士陈尸荒野。
这场战争成为明朝对蒙古战略关系的一个拐点，长期被迫处于守势。
如此意义重大的战争，在中国战争史上却远不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那样让人津津乐道。而且这场战争，从发动的目的到战争的经过，以及各方对战争的评价，众说纷纭。例如，有人说这场战争是朱元璋主动挑起的，目的是要打一场王朝兼并战争，消灭北元军队主力，一口气吞掉蒙古地区；也有人说发动这场战争是违背朱元璋意志的，是前线几个军事统帅鼓动的结果，朱元璋拗不过他们，才勉强同意对蒙古一战。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历史留下了谜团。
从至正十一年（1351）韩山童、刘福通揭竿而起，到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元末农民战争绵延长达十七年。对老百姓来说，不仅仅是完成了一次王朝之间的更替，同时也包含了民族斗争的胜利。被寄予厚望的朱元璋，在实现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目标之后，他不会不清楚，人民渴望和平，国家需要安宁。如果能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从长期战乱中恢复国家的元气，这固然是上策。
但对一个新兴的王朝，内部社会各阶层的要求和希望不尽相同：对老百姓来说，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就行，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大臣们为朱元璋夺取江山立下汗马功劳，此时正指望着加官晋爵，耀祖光宗；而那些失败的军事集团，还在边远地区，纠集起残余势力，充当起海匪和山大王，继续祸乱一方。
那么对于刚刚称帝不久的朱元璋来说，他最需要的是什么？虽然这时已经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两个威胁最大的对手，其他各路的进军也还算顺利，但离完成国家统一大业尚相距遥远。浙江的方国珍、福建的陈友定、四川的明升等，只能算是力量弱小的地方实力派。只有远在北京的元朝，才是政治和军事上的真正威胁。虽然它已经四分五裂，此时将帅们为了争权夺利，还在相互厮杀，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元朝还代表着中原正统，它的皇帝还代表着天意，如何使这个对手就范，成了朱元璋此时沉重的心病。新老两个王朝在历史舞台的交接，注定不会是温文尔雅的谢幕，注定有一番你死我活、我兴你亡的残酷争斗。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是中国古代用兵的最高境界。如果能与将要败亡的元朝化干戈为玉帛，当然是刚刚当上皇帝的朱元璋梦寐以求的事情，前提只有一个：承认明朝的宗主国地位。
在明朝与北元的对峙中，不断胜利的朱元璋掌握着主动权。在此之前，他在和陈友谅、张士诚等人的争斗中，仍然属于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现在朱元璋成了皇帝，当然要万民拥戴，受命于天；但在遥远的北方，还有一个皇帝，这多少让朱元璋觉得自己名不正言不顺。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这是永恒的法则。明朝将采取怎样的军事外交策略，来达到北元归降的目的，就要考验朱元璋的治国谋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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