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苏联、共产国际支援中国革命固然适应了中国革命者追求历史进步的理想需求，但事实也证明，其目的首先在于苏联的国际政治利益而不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人民的权利——从大革命时期对与苏联结盟的中国政府的期待，到土地革命时期的“武装保卫苏联”；从抗日战争中“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到解放战争时期寻求对中国东北的控制；其所谓“土地革命”也不过是以土地的所有权使农民“革命化”的工具行为策略，而并非法定农民的主体性权利。我们看到，在国际政治的意义上，中国革命过程的一个方面就是争取独立自主而避免被苏联利益“工具化”的斗争。对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期间曾有精辟的揭示，他说：“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革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太多了！”①可谓对不研究中国问题、不关心中国前途但紧跟“武装保卫苏联”指挥棒的“左倾”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深刻鞭笞。但也必须注意到，中国革命过程中思想输入、理论传播的载体是共产国际的代表、指示以及斯大林、联共与中共中央的联络，作为接受者的思想独立人格必然经过奋斗、挫折后的反思才能形成；而且，仅有思想自觉也不足以建构中国的主体性，中国主体性的建构有赖于人民民主形成的国家能力。但苏联、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所传播的土地革命思想是把土地所有权作为使农民“革命化”的工具策略，即在实行土地革命与否、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有无等根本利益问题上不断变换策略操作以适应所谓政治需要，而欠缺中国革命利益本位、尤其欠缺农民权利本位的政治合法性思考。从建国前后的事实来看，苏联、斯大林这种东亚地缘政治学框架下的革命传播学和土地政治学对中共党内一部分高级干部的影响是深远的。比如，尽管中央领导集体包括毛泽东本人曾经批判民粹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论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工业化条件论，但毛泽东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仍然提起共产国际指导下召开的中共六大，认为六大决议案“根本上是对的”，“今天我们所做的基本上仍未超过这个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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