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晚年的思想“回归”严复在英国时，孙中山先生也在英国，中山先生慕严之名，前去拜访。在谈话过程中，严复认为，要挽救中国，改变民智低下的状况，需从教育人手，不然的话，即有改革，害之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惟从教育上人手，庶几逐渐更新。中山先生不同意严复的看法，乃婉转地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我乃执行家。”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严复又被管学大臣张百熙聘为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他在任上亲手厘定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几经挫折，这时的严复阅历已深，对中西文化的观察比较，已较年轻时深刻多了。当时，他与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同居北京，吴的思想十分保守，深惧因新学的传播而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归于寂灭。严复却不以为然，他说，新学愈发达，传统文化愈能得到发扬，因为新学只能起到“他山之石”的借鉴作用。后来严复在一首诗里，写下了“乾坤整顿会有时”的话，证明他对中国前途还是充满希望的。这一年，他还写下了著名的《与（外交报）主人书》，在这封信里，严复除了为中国规划出新的教育体制外，还精辟地阐发了他的中西文化观。他认为，中国当前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愚、贫、弱，而不是中、西和新、旧的争论，以及用什么、或不用什么的问题。只要能够解决愚、贫、弱，我们就可以“竭力尽气、皴手茧足以求之”，“虽出于夷狄禽兽（顽固派对西人的蔑称），犹将师之，等而上焉者无论已”，更不要计其中、西、新、旧。不能改变愚、贫、弱的，“虽出于父祖之亲，君师之严，犹将弃之，等而下焉者无论已”。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中国目前的处境实在太可悲了，中国四万万人的遭遇太令人痛心了。
这些话曾被认为是中西文化兼容并蓄的金玉良言。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严复抵达上海，应上海知交之邀，在青年会讲演政治学，后将讲演稿整理为《政治讲义》，于翌年出版。彼时，复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前身）在上海创办，首任监督（校长）为马良（相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马良赴日本，监督一职由严复继任。不及一年，严复即因学校经费无着，向两江总督端方辞职。旋应安徽巡抚恩铭的邀请，前往安庆就任安徽高等师范学堂监督，不久又因学生无端闹事，向安徽提学使沈曾植说明情况后，辞去职务。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严复又应直隶总督杨士骧之聘，回到天津。在旅途中手批《王荆公（安石）诗集》以消磨时光。他研究王安石是有所为而发的，他认为王安石的“变风俗”，就是自己所说的“开民智”。王安石虽然是历史上有名的改革家，但失败得比商鞅、比王莽都惨。究其原因，主要是社会上的苟且习惯不易祛，而人们又有妒嫉之性，以至权与名常成为众矢之的。
主观上，则是王安石不懂得适用于一郡一州的政策不一定适用于全国，如同今天适用于甲国的办法不一定适用于乙国一样。
再者，是王安石不了解反对新政而提出另一套办法的人，不一定就是坏人，而支持你、为你唱赞歌的，不一定就对你有利。这种看法，无疑是深刻的。后来，严复又把眼光扩大到宋代历史上。
他提出，研究历史应留心观察社会之异同。古人好读前四史，主要是读其文字。“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主观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之八九，可断言也”。可惜的是，严复提出的这一重大课题，直到约半个世纪后，方为国内外的史学家所注意研究。
从宣统元年（1909年）开始，严复似乎交了一点儿好运。这一年，清廷增设学部，尚书荣庆聘严复为审定名词馆总纂，开资政院，严复以“硕学通儒”被定为资政院议员，后来又当上了宪政编查馆督议官。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过了不久，清廷又钦赐严复这位屡试不第的57岁老人，为“文科进士出身”。其实，严复对此早已麻木不仁了，这一天，严复写了一首诗《初七见邸抄作》，内有“生平献玉常遭刖（古代的一种刑罚，砍去双脚），此日闻诏本不图”之句，他那无所谓的心情，于此表现得是再清楚不过了。第二年，清廷增设海军部，再授严复为海军协都统及海军部一等参谋官。
未几，改元民国，袁世凯窃得大总统职位，根据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的建议，任命严复为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当时北大共有学生五百余人，于1911年5月15日开学。严复就任后，于北大的规制颇有更张。如将经学、文学两科合并为一，改为文科，还自任文科学长。后来蔡元培在评价这一改革时，认为严复所为，与德国之“新大学不设神学科相类”，可见其意义之重大。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严复任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还应邀参加约法会议和政治会议，每天都要把战事情形译送总统府备览。帝国主义之间的你争我夺，动摇了严复对西方文化的信仰。这时他已明白看出，“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平等、自由、民权诸主义……乃至于今，其弊日见，不变计者，且有乱亡之祸”。这就是说，中国若再盲目取法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只能是自取祸乱。
就在这时，袁世凯上演了一出复辟帝制的丑剧，严复也因此一度陷入泥潭。
关于严复与袁世凯的关系，历史上便有些瓜葛。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期间，慕于严复的大名，曾再四相邀，屡致延揽之意。
但严复深知袁的为人，采取了萧然自远的态度。袁对此很是不满，说：“严某纵是圣人复生，吾亦不敢再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死去，由光绪帝的侄子溥仪继位，其父载沣辅政，称摄政王。载沣对袁世凯在戊戌政变时出卖其兄光绪的事一直衔恨在心，所以上台后便把身膺内阁总理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开缺，要他回籍养疴。对于袁世凯的能力，严复是了解的，彼时新君继位，用人孔殷，严复认为“项城（指袁世凯）乃朝廷柱石，奈何自毁栋梁”。这些话传到袁世凯的耳朵里，被认为是知己之言，遂使前嫌冰释。所以袁世凯一上台，严复就当上了北大校长，并非出于偶然。
及至帝制议起，时为袁世凯心腹人的杨度奉命组织筹安会，网罗社会名流，为复辟制造舆论。严复硕学高才，名满都门，自然是首选的对象。对于那时国体的变更，严复是有看法的，他曾说过：“人民程度不及，徒有共和之名而无其实。”无奈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有人遂把此话告诉了杨度，说：“此人若为我用，则帝制增色不浅。”于是杨度屡赴旧刑部街严复家中，表示“非得公为发起人不可”。甚至不待严复同意，即署名为筹安会的六位发起人之一，且名列第三，并很快见诸报端。严复得知这一情况，预感到大势不妙，想逃回天津租界，但门外早为荷枪实弹的军警所监视，只好杜门谢客，拒绝与外界往来。几天后，梁启超在报上发表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在社会上引起极大轰动。袁世凯乃密令总统府内史夏寿田携支票四万元前往严府，丐严命笔反驳，为严所拒。最后改由孙毓文代笔。
帝制运动失败后，惩办祸首之议，盛倡都下，不少人劝严复外出躲避，但此时他的态度却很坦然，说：于复辟一事，“吾一言未发，一字未写，俯仰无愧，虽被刑，无累神明，庸何伤？”不过严复究竟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他在事后检讨此事时，给了自己十六个字的评价：“当断不决，虚与委蛇，名登黑榜，有愧前贤。”晚年的严复，从一生的奋发努力和坎坷经历中，得到了太多太多的感悟。这时，他终于认识到，一个国家要想推行近代化的政治体制，需以全社会的智识和文明程度为转移。即使西方一切都好，如果无条件地搬到中国来，也是非常危险的。要想拯救纷乱的中国，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历史有过的那种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一观点，就是后来流行于西方反过来又为不少中国学者所接受的“新权威主义”。其次，是要用时代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和儒家学说，“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书五经，故[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严复说这些话的时候，已是64岁的人了。
晚年的严复，身体和精力日渐不逮，自感“精神益断，喘咳支离，每执笔临纸，则昏沉欲寐，万不能如往日之神思锐猛，甚可哀也！”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停止那终生都在迈进的脚步，这就是不断地向前追求。严复虽然没有了年轻时的激进与激烈，但他毕竟回到现实中来了。1921年秋，69岁的严复自觉病深，手缮遗嘱，交与儿孙。其中有三句话，是他一生经验与阅历的总结，说得十分恳切：一、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二、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三、两害相权，己轻，群重。不久，便病逝于福州郎官巷寓所。
严复属于最早一批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人，可惜的是，他没有找到马克思主义，没有找到社会主义，所以中国没有、也不可能跟着严复的思想走，而是严复最终迁就了中国的现实。大学人严复一生对中国的学术、对中国的思想文化贡献是巨大的，但他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又是非常值得今人回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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