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在进入西汉王朝后，开始出现一种烦人的现象，那就是：不断刊出当事人的奏章，诸如“上书”“对策”之类，长篇累牍，活像老太婆的裹脚布。很多读者厌烦它厌烦到极点，从来都不看它。有些读者甚至索性用笔把它涂掉，免得扰乱视听。但它却多得要命，仅在《黄老之治》中，这些文章便占了大量篇幅。
    读者所以厌烦这些文章，主要因为它是用文言文写的，具有文言文夹缠混乱的缺点，再加上一个连一个陌生典故，使人望风而逃。这些困难，在翻译过程中，也头大如斗。不过我们必须了解，这些都是重要文献，当时社会的和政治的形态，以及人民的痛苦——时代的、整个横断面，都在这些文件上历历呈现，它包含了太多和太重要的史料，像董仲舒五千余字的“对策”，竞使中国人的思想，被统一两千余年。像主父偃的“上书”，可从中了解汉匈战争中，由于西汉政府官员腐败，人民的悲惨命运，在对外抗战的光芒下，掩藏着多少血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