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义彬，1931年5月生于河北省饶阳县。1958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并留校任教。粉碎“四人帮”后不久，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先后在民国史研究室和现代史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曾任现代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出版的学术著作主要有《伟大的开端》（合著）、《从内战到抗战》（主编）、《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二卷）、《从淞沪抗战到卢沟桥事变》（合著）、《图说近代中国》（主编之一）。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得寸进尺，步步进逼。继“九一八”侵占东三省后，1933年初又占领了山海关和热河。此后它的侵略魔爪进一步伸向华北，全中国逐渐陷入到亡国灭种的危险之中。而此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竟置全中国的安危于不顾，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中共领导的红军进行围剿，这种对日的不抵抗政策引起了所有爱国人士的不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36年12月12日闻名世界的西安事变爆发了，以张学良、杨虎城为代表的爱国将领在临潼华清池蒋介石下榻之所将其控制起来，对他进行“兵谏”，希望能以此迫使蒋介石与中共合作共同抗日。西安事变经过多方的积极努力，最终得到了和平解决，促进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同时也迎来了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大好局面。
　　《西安事变史话》将为大家讲述西安事变事件中发生的故事。

　　南京政府此时开始改变对日态度，与下述情况有关。日本侵入华北，国民党当局因失土有责，继“九一八”后，再次受到国人的严厉谴责和猛烈抨击；日本在华北大肆掠夺经济资源，猖獗进行走私活动，使中国的关税、财源大量流失，导致南京政府的财政收入锐减，这些都使南京政府的统治受到威胁；日本侵入华北，再次损害了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在华利益，它们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这种状况对主要由亲英美派掌权的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不能不发生影响。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得手，中央红军被迫退出南方各根据地并在长征中大量减员。蒋介石认为，转移到陕甘的红军余部已构不成他的“心腹大患”，“腹背受敌”的局面已结束，他可以腾出手来对付咄咄逼人的日本侵略者。
　　对土肥原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南京政府开始采取一定的抵制态度。当土肥原逼迫宋哲元限期宣布“自治”的紧要关头，蒋介石11月20日在南京接见日本大使有吉，拒绝了日方关于“华北自治”的无理要求。有吉威胁说：华北与日、“满”关系密切，南京如不允许华北“自治”，既要遭到华北当局的反对，日本关东军也不会袖手旁观。蒋介石当即驳斥说：“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多是日方策动，中国方面并无此事。”两天后，南京外交部奉命向有吉声明：中国“绝不能承认华北独立之自治运动”，要求日本迅速将土肥原调离华北。25日，南京外交部就一名日军参谋催逼河北省当局参加“自治”和日人在天津参与并指挥所谓自治请愿团活动照会日本大使有吉，严正指出：“此种不法行为，足以破坏中国统一，危及中国领土主权，中国政府及人民决难容忍”，要求日本当局“对于此等日本军人之非法行为，立予严切制止，并饬令土肥原即日离境，以遏乱源”。殷汝耕在通县刚刚挂出“自治”招牌，南京政府即发出对殷的“免职惩办令”。土肥原在平津猖獗活动，而宋哲元态度暧昧、华北河山岌岌可危时，蒋介石一面派亲信赶往华北，阻止他宣布“自治”，同时向苏皖豫一带增派军队，摆出宋如宣布“自治”南京将派武力北上镇压的架势。后来，蒋介石派何应钦北上，为委曲求全，成立了一个日本有很大影响力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但土肥原之流卖力策划的“华北自治”图谋终未得逞。
　　南京政府对日态度的改变，还反映在拒绝日本的“广田三原则”。蒋介石认为，这三条原则从形式上看似乎问题不大，但从内容上看事关重大，意义深重，实际上它是变相要求中国“脱离国联、承认伪国与联盟对俄”，所以“不得不郑重考虑”。在后来一年多的中日交涉、谈判中，南京政府顶住日本压力，一直没有承认它。
　　在1936年下半年的中日“调整国交”谈判中，南京政府拒绝了日方提出的种种无理要求，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些反要求。针对日方要求“取缔排日”问题，外交部长张群说：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激起的，要“除去这种恶感，日本方面要避免以武力干涉或高压手段来对待中国”，“须表示尊重中国的主权及行政之统一”。张群强调，只有如此，才能恢复友好关系，除去对日恶感。关于“华北问题”，张群明确指出：中国自身根本没有问题，只因近年来日方造成种种特殊状态，才引起问题。日方不是本着平等互惠的精神进行经济合作，而是要从政治与经济方面造成华北的独立与半独立政权，显然这是破坏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对此，绝无商讨余地。在9月23日和12月3日的会谈中，张群根据蒋介石指示，向日方提出反要求：取消“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取消冀东伪组织；取缔察绥伪匪军；停止华北走私活动。他并表示，这是中方“最低限度之要求，均应同时解决”。
　　在中日“调整国交”谈判期间，蒋介石10月8日在南京接见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对他说：根本调整两国国交，实有必要，“我方所要求者，重在领土之不受侵害，及主权与行政完整之尊重”。中日两国间的一切问题，“应根据绝对平等及互尊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之原则，由外交途径，在和平友善空气中从容协商”。蒋还向川樾茂郑重声明：“华北行政必须及早恢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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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1.岌岌可危的华北河山
2.汹涌澎湃的抗闩潮流
3.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确定
4.南京政府对日政策趋向强硬
二  西北地区“三位一体”局面的形成
1.张、杨在西北“剿共”接连失利
2.中共争取张学良联合抗日
3.中共争取杨虎城联合抗口
4.西北地区“三位一体”局面的形成
三  西安事变的焊发
1.张、杨与蒋矛盾的激化
2.蒋介石逼张、杨继续“剿共”
3.事变前夜
4.临潼捉蒋
5.捉蒋后西安的军政措施
四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南京讨伐派掀起的“讨逆”恶浪
2.张、杨的和平诚意
3.南京主和派的营救活动
4.地方实力派的态度
5.民众团体和知识界的反应
6.国际上对西安事变的反应
7.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8.西安谈判与释蒋
9.“审张”、“赦张”、“管束张”
10.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