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中国人一个接一个地列队经过某个特定的点，那么这个有趣的队列永远不会有尽头。因为在最后一个在世的人经过这个点之前，新生的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了。如此周而复始，绵延不绝。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它的语言、文学、宗教、历史，以及风俗习惯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对中国和中国事务的认真关注只是近年来的事情。25年前，在整个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只有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而且这位仅有的教授也只是致力于研究学问，并没花时间向求知若渴的学生们传授知识。现在，在这一领域总共有5位教授或多或少地活跃在研究机构和学校。但是我们仍没有像哥伦比亚大学那样获得充足资金的支持。在此，请允许我向哥伦比亚大学表示衷心的祝贺，恭喜你们克服了资金上的难题。我预言，这些慷慨的捐助者的先见之明，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得到证明。
常常有人问我，汉语是不是一种难学的语言。这个问题不能简单作答，因为汉语可以分成两种语言：一种是口语；另一种是书面语。从任何实用的角度来看，这两种语言都不尽相同。
相对而言，口语要简单一些。实际上，汉语的口语比法语和德语的口语更容易掌握。学生·开始就能开口说，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汉语口语中没有阴阳变化和动词时态的问题，相应地，也就不存在词形变化和不规则动词。
几天之内，学生就能够说一些简单的词句。3个月后，基本上就能应付日常应用；6个月后，应该能比较准确地就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侃侃而谈了。当然，具体程度要看该学生学习的方法如何。
书面语则不同。基本上要活到老，学到老；这倒不是因为中文的独特写法，因为这种独特的写法应该可以通过系统学习来掌握。书面语难学的真正原因是其风格如此简洁，以至于意义常常会模糊，而有的。时候又华丽异常，如果不是博览群书，很难理解其中俯仰皆是的历史背景和典故来历。
现在，有很多外国人可以流利地、甚至优雅地用汉语交谈。不仔细听，有些人甚至和中国人没有什么差别。
然而，只有极少的人，我可以冒昧地说，更少的女士可做到轻松地读写中文。
说到学中文的女士，到目前为止只有两位真正做到出类拔萃。令人欣慰的是，这两位女士都是美国人。我非常荣幸能够在中国结识她们。
在我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其中的一位女士——丽迪亚·费给了我很多建议和帮助。后来，我从另外一位女士——著名作家阿黛尔·费尔德的学术和文学造诣中受益匪浅。
在学生开始学习中文口语之前，应该考虑他将来要到中国的哪一部分去实践他的所学。如果他打算在北京住下来，那么学习上海方言对他来说纯粹是浪费时间。中国的领土超过590万平方英里，是英格兰和苏格兰加起来的25倍。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应该只有一种语言。然而实际上，中国大约有8大方言，这些方言显然都是同一种语言的分支，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别就像英语和德语之间的差别一样大，足以让它们中的任何一个独立成为一种语言。
这些方言可以说是沿着中华帝国的海岸线分布的。如果我们从广州沿海出发向北，在离开广东境内之前，首先来到汕头，这里的语言和广州已经大不相同了。接着，我们来到澳门，这里的方言和汕头虽然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在很多方面还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下一站是福州，福州和厦门属于同一个省份，但是各有自己的方言。然后我们来到温州，又是一种方言，接着到达宁波，宁波的方言与温州又不一样。虽然宁波话在上海也有很多人说，但是上海也有自己独特的方言。
我们继续北上，来到烟台，再往北，终于来到了讲中国最大的方言（普通话）的北京。这种语言在除以上我们提到的沿海地区之外的中国领土上被广泛应用，也就是说，中国有4/5的地区讲普通话。显然，一个人如果要在中国的沿海立足，那么他应该掌握他所在地区的方言，对于去中国的游客和研究人员，普通话应该更为实用。
北京的方言被认为是标准的普通话；但当中国的首都是南京时，南京的方言应该是当时的普通话。目前，北京话被中国的官员广泛使用。
对来自中国内地某些区域的人来说，普通话几乎是他们的母语，然而对于沿海和某些偏远内地的人来说，学会普通话的正确发音对他们来说几乎和外国人学中文一样难。
普通话作为中国的“官方语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是官员们之间口头交流的工具，甚至就是同乡之间也要用普通话交谈。官员和他们的部下，法官和犯人之间也要用普通话交谈。中国法院的案件审理要用普通话，尽管有时侯涉案各方都听不懂一个词。犯人跪着用方言陈述，然后由官方的翻译把它翻译成普通话给法官。法官用普通话提问和发表意见，然后再由翻译把这些话译成当事人可以听懂的方言。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法官听得懂当事人的方言。尽管法律不允许法官在他自己的省份办案，但是并不严格限制法官使用当地的方言办案。
需要补充的是，在所有的大型商业中心，比如广州、福州和厦门，都有一些富有的商人能够说不错的普通话。另外，以上3个城市中有两个有满族驻军，这些驻军的将士当然是说普通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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