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曹操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他问当时大名鼎鼎的名士评论家许劭：“你看我是个怎样的人？”许劭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区区十个字让曹操很是困惑：“我到底是能臣还是奸雄？我所生活的时代，将会是治世？还是成为乱世？”
曹操最后还是明白了，他大笑而去。
所谓治世，就是太平盛世，自古以来，没有人不渴望盛世的。皇帝渴望自己治下的年代是盛世，因为只有创造盛世的天子，才会被冠以明君、圣主的赞誉，百姓传诵、汗青铭记、千古流芳；百姓渴望自己生活的年代是盛世，唯有盛世，可以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读书人也渴望盛世，因为盛世，政治清明、官场廉洁、程序透明、野无遗贤。传说中的明君，亲贤臣，远小人，青睐孤直刚正，厌恶阿谀奉承。
生活在汉末的诸葛亮，曾经泪流满面地写下这样的字句：“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其实诸葛亮的归纳，未免有些武断。盛世，可不仅仅是“亲贤臣，远小人”可以造就，也不单单是“亲小人，远贤臣”可以终结，更何况谁是贤臣，谁是小人？从来就是一道说不清楚的是非题。
汉帝国的史册上，盛世如夜空中的巨星，文景之治、昭宣中兴、光武中兴、明章之治，星光灿烂、青史流芳。《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给家足，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太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的库房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这是对文景之治也就是盛世十分形象的描述。至于东汉，到明帝、章帝时代，“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牛马被野”，也是一个文明昌盛的时代。
汉章帝死于公元88年，距离本书所述历史的起点公元168年，足足80年。那么这个时代，又是什么世道呢？
浊世的初见，仿佛还沉浸在昔日的繁荣，到了浊世的末尾，渐渐露出乱世的迹象。公元2世纪60、70年代之交，东汉帝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军事上刚刚平定了西部的羌乱，西域也在帝国的控制之下井然有序，从外表上看，东汉帝国是个强大的巨人，谁也不敢惹他不高兴，更别提谁要或谁能摧毁他。
东汉桓帝延熹九年，远在万里之外的大秦国国君安敦派遣使者取道东南亚，来到汉帝国的南方边城——日南郡，献上象牙、犀牛角、玳瑁作为国礼。这个大秦国，就是东罗马帝国，安敦，就是东罗马皇帝安东尼·比乌斯，有人说这使者其实是假冒的。这且不去管他，至少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在外人的眼中，“汉”这个名词，意味着富有、强大，这就好比19世纪的人提及大不列颠，20世纪的人说起美利坚，道理一样！
华丽的外衣之下，又是如何？东汉末年，盛世已经是遥远的记忆，甜蜜而不真实；乱世则是末日预言般的远景，模糊而令人畏惧。在盛世之后，乱世之前，是浊世、衰世！如果把清平之世比喻为一杯清茶，那么浊世就是一碗泥浆中的浑水，无论清浊，生存在世上的人都没得选择，因为口渴，我们必须喝这水，哪怕是一碗浑水。正如生于浊世的人们，不得不在泥沼中挣扎，所求者，不过是生存而已。喝着浑水的人加倍思念清水的甘甜，生活在浊世者也更加渴望治世，只是世事往往不尽人意，浊世之后，常常是更为痛苦不堪的乱世。
袁绍生于浊世之尾，却是时代的先知先觉者。身为“四世三公的名门之后”，他英俊潇洒却又态度谦卑，能礼贤下士而得众人之心。当袁绍利用自己的人脉积极营救被迫害的党人、声望溢于朝野之时，初登仕途的曹操仿佛一只丑小鸭，青涩得到处碰壁。自古以来“成者英雄败者寇”，袁绍的形象因他的失败而在史书上大打折扣，可是在汉末这个大时代，袁绍毫无疑问是一时的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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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郎豺尽
东汉末年的那段历史黑暗动荡，外戚与宦官轮番把持朝政，士大夫阶层奋力抗争，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令人咋舌。本书正是对那段历史的精彩再现，其讲述时而波澜开阖，时而诡谲多变，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出神入化，不可几极，诚为不可多得的重述那段世事的好书。
——万华茹（虹桥明珠）
司马路以其独特的冷静和深邃解析三国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深入浅出的描述三国时期的风云人物，入木三分，发人深省。
——沈枕（灿烂海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