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资治通鉴》的关键词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发布了一项人事任命：魏斯、赵籍、韩虔三人由大夫晋升为诸侯。
我的老乡司马光慧眼独具，选择这一年发生的这一件事，开始他的鸿篇巨制《资治通鉴》。
为什么单挑这事呢？
元代有位历史学家叫胡三省，他之所以能成为历史学家，就是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对《资治通鉴》进行了注释。胡三省解释说：魏、赵、韩三家世世代代为晋大夫，都是晋国的高管，突然宣布要拆分晋国，重组资产，都做法人代表，负责天下秩序的周天子威烈王不但不能诛除他们，反而答应了他们的无理要求，这是奖励鲸吞国有资产自己给自己分股份的奸臣，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天下大乱都是从这儿发端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这儿开始，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要强调“名分”的重要性。
事实上，魏、赵、韩早就不听晋侯的招呼了，他们已经代替老板行使权力了，到周王这里只是履行一个手续。当时的周威烈王只是名义上的共主，没有强制执行的实力，他自己都被强势的诸侯国挤一边去了，而现在晋国又被家奴瓜分，他拿什么诛除奴才的奴才呀？！
上古三代，夏、商、周，和秦汉的差距那还是相当的大，更遑论唐、宋、元、明、清了。差距不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么概念化，而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以生产力为标志，差一大档次，那是“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差距。特别是交通和通信，就现在我们还有“交通基本靠走，通信基本靠吼”的地区。那时，周天子根本没有办法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各村的地道都自己挖，各国的事务都自己管，大家只是遥尊周王为老板而已。
司马光花了十九年的时间编撰《资治通鉴》，基本上是在客观地讲述中国帝王家的故事，但遣词用字是很讲究的，这叫春秋笔法，很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历史观，每到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也会站出来直接发表评论。因为这部书一开始就是写给皇帝作参考书用的，没有打算出版赚银子，所以司马光的评论都以“臣光曰”开头。
在一句话说完“三家分晋”这个史实后，司马光来了第一篇“臣光曰”, 这篇“臣光曰”比较长，有一千多字，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资治通鉴》的序言来读。他在“序言”中夹叙夹议，一边有选择地讲述了晋国分裂前的故事，回顾了一下过去；一边用选择过的历史事实证明自己要强调的东西是多么重要，这个东西叫“名分”。我们现在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司马光说：“名分是个好东西。”
司马光讲的“名分”，核心内容就是孔孟等老前辈宣传了N年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
屁股指挥脑袋，立场决定观点，司马光曾是大宋国的领导核心成员之一，他著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大宋的稳定，他花了十九年的时间，披阅了无数史料，编撰了这部中国历史上地位崇高的巨著，目的是给皇帝们提供治理国家的历史经验。《资治通鉴》皇皇二百九十四卷，我看到的中华书局版有六百万字（包括胡三省的注释），厚厚二十册，读起来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所以，司马光一开始就为我们提炼了一个关键词：“名分”。
中国古代的立国之本和执政之基就是一个字“礼”，就是严格的等级制度，礼纪纲常，绝对碰不得。皇帝再浑蛋，臣民们只能“守节伏死”，既不能弹劾罢免，更不能杀头枪毙，“礼”就是这一切的维系。统治者用“名分”确立等级、维护等级，经过长期的宣传教育，久而久之，就是要让老百姓明白：天地君亲师，哪样也碰不得，安分守己是我一生唯一的选择。
孔夫子老人家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三段论，大家克制自己的欲望，就能建立“礼”的秩序，有了这个稳定的秩序，就能建立起以“仁”为内涵的和谐社会。孔夫子建立的逻辑，实践起来有难度，首先大家都能够“克己”难度就很大，就算全体老百姓遵守“礼乐制度”，是不是就能达到“仁”的终极目标，我看也成问题，碰到一个不仁不义的浑蛋做皇帝，以万物为刍狗，我们怎么办？
司马光提炼了一个关键词以后，就开始讲故事了，历史是客观的，起码他参考的两百多种历史典籍的文本是一种客观存在，他讲完回头就会发现，他强调的“名分”在后来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的历史进程中，并没有真正得到落实，他的读者反而给《资治通鉴》提炼了一个更准确的关键词：“相斫（zhuó）”，也就是“相砍”。
人人是刀斧手，个个是权谋家，“天下以智力相雄长”，治世，大家内部相砍；乱世，天下人人相砍。有的不分青红皂白，抡起来就砍；有的权谋算尽，专找关键部位砍。
2.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光曰：）……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司马光开始一边叙述三家分晋前的故事，一边发表评论，我们就他提供的史料和观点也来个现场点评。
司马光说：“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意思就是坚守自己做奴隶的本分，即便到了连奴隶也做不上的时候，干脆就找个凉快地儿死了算了，不要给领导添麻烦。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殷之微子，另一是吴之季札。
微子是殷商天子帝乙的长子，帝乙欲传位于他，但太史官说：“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中国老早起就有红旗不倒彩旗乱飘的问题，所以儿子们就有嫡庶之分。帝乙一看规矩不能坏呀，只好放弃优秀的微子，传位于历史上有名的暴君纣，这个纣王暴虐无道，看过《封神演义》的都知道，把殷商折腾得灭亡了。
季札是吴国国君寿梦的幼子，寿梦欲立季札，季札坚决不肯，于是立了长子诸樊，诸樊死的时候，又立了二弟馀祭，诸樊想，咱兄弟火炬传递，国君的位子最终总能传到四弟季札手里（这种事越想越觉得没有可能性）。季札一看，哇，好危险，不能待了，于是玩消失了。事实是，还等不到传递到季札，诸樊的儿子和老三馀昧的儿子已经拿起刀枪练起来了，根本不体恤老哥几个的良苦用心，最后吴国灭亡了。吴国列祖列宗在地下再也享受不到子孙的丰富祭祀，成了阴间的贫困户。司马光讲：“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就这样，司马光依然认为，微子和季札的做法是正确的，“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咱们姑且按司马光的逻辑推演：如果选择了微子，殷商不会亡；如果选择了季札，吴国也不会亡。但是，因为选择他们都不合乎礼，所以只能放弃。只要合乎礼，即使两家都完蛋了，也是正确的；不合乎礼，即使国家得到英明君主，可以兴旺发达，那也是不对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看来，“形而上学猖獗”（毛泽东语），我们是有传统的。
司马光本来想从正面给我们讲礼的重要性，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最为荒谬的两幕，明知选择是错的，要导致亡国，但为了恪守所谓的礼，非要把脑袋往石头上撞。
历史的荒谬还不在于礼制的僵化，其实这种僵化往往只存在于儒家的政治文化里，存在于孤芳自赏的上三代美好传说中。
严酷的事实是：礼崩乐坏已经很久了。
别的不说，在接班人的问题上，“礼”从来都不是野心家的障碍，一切所谓的礼乐制度都可以通融，要不干脆就弃如敝屣。如果万一碰到了犟骨头如明代的方孝孺之流，坚决不肯通融，直接拿刀砍就是了。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禅让”，“禅让”是韦小宝所谓的“鸟生鱼汤”（尧舜禹汤）的光荣传统，后来，多次被活学活用，非要让野心家遵守名分，他们的对策还是有的。
3. 只能物质奖励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光曰：）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保故也。
司马光先生继续用历史来演绎“名分”的至尊地位。
《左传》记载，卫国孙桓子率领军队攻打齐国，结果大败。新筑人仲叔于奚救了孙桓子一命，孙桓子还不错，想报答救命恩人，决定赏赐于奚几座城池，特许他在那里收税收费收保护费，五十年不变。所谓食邑，就是封地，也叫采邑，士大夫在食邑内享有统治权力和收费权，连土地带人民都属于食邑主。食邑可以世袭，当然也可能在兼并和战争中丢失掉。“五十年不变”当然是个玩笑话。秦汉以后推行郡县制，皇族子弟和功臣虽然也有食邑，但在其封邑内渐无行政权，仅有收取赋税的权力。
孙桓子的奖赏没想到被于奚婉言谢绝了，估计这位老兄特有钱，不在乎物质奖励，他提出来要在自己的马车上装饰“繁缨”，这应该是一种贵族身份的标志物。孙桓子一听不用花银子就能办事，有这样的好事，于是马上就爽快地答应了。
孔夫子听到这件事后发表了评论（能让孔夫子亲自评论的时事新闻不是很多哦）：“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孔夫子认为，于奚的要求已经不是简单的物质利益，而是“名器”，是一种政治待遇，是一种身份地位，这个东西是世袭传承的，不能随便给平民老百姓。
按道理，救了国君，功劳是大大的，奖赏一个贵族身份也是正常的。现在英国就玩这一套，对国家和社会有贡献的，奖赏个贵族爵位，颁发个勋章，惠而不费，我看挺好。记不得哪位西方高人说过一句话：“对有功国家者，授以其荣誉，而不要给予其特权。”
问题是，中国古代的“繁缨”和英国的勋章不一样，如果只是一种单纯的荣誉就简单了，在中国，功勋和荣誉往往要和官衔级别挂钩，官衔级别往往又和特权挂钩。所以，“繁缨”不是一个简单的荣誉问题，搞不好“繁缨”比食邑的利益更大，先贵后富比之于勤劳致富成本更低、路径更短。
打孔夫子记事的时候起，中国就已经礼崩乐坏了，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却没有真正的贵族。所以现在看到日本、英国有华族贵族，贵族还有族徽族旗，讲究得很，我们权当异域风情看待了。
中国的贵族都是官僚演变而来的，官宦三代，才懂穿衣吃饭。问题是，中国做官何其难，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有的连三世都混不到，就被罢官抄家了，像《红楼梦》里的贾家，一听到宫里来人，就吓得提心吊胆。中国社会没有中间层，华丽的皇族像一个黄金打造的屋顶，但是支撑这个金顶的，不是木头，更不是石头，没有相对稳定并且有一定数量的贵族阶层，而是由千千万万个小农组成的秸秆，秸秆被压得撑不住劲了，就自己点燃，变成烧熔金顶的烈焰。
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一方面强调名器贵重不可与人，一方面卖官鬻爵又史不绝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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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肉青年（网友）
★几年前，我们因为读到柏杨版资治通鉴而感到庆幸，因为我们发现了新的看历史的视角；现在，我们同样因为发现这本书而感到庆幸和欣喜，作者虽名不见经传，但同样视角独特，设想大胆，读到关键处，常有神来之笔令人击节。在现在这个草根质疑权威的年代，大多数人茫然不知所措，只是怀疑哪里不对，却说不出来，甚至有人知道却不说；而在这里，作者知无不言。
——秒度辉（网友）
★本书是复原历史现场，解读权术、权谋和权力的一部大书。翻开《资治通鉴》，除了阴谋，就是杀伐，怎样排除异己，怎样消灭敌人，用鲜血写成的经验教训历历在目。本书用今人的视角、生活体验及现实发生的事例，重新解读《资治通鉴》，教你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掌握人生最简易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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