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辽史·道宗纪》大安九年十月己未“燕国王延禧生子，肆赦，妃之族属并进级”。亦不载妃号及子名，《后妃传》也不见此子。前引《契丹国志》称天祚四子，“次日晋王，文妃所出”。《辽史·天祚帝纪》同。案晋王敖鲁斡当生于乾统五年间，显然并不是大安九年出生的皇子。检《辽史·天祚帝纪》末附《耶律雅里传》称：“耶律雅里者，天祚皇帝第二子也。字撒鸾，七岁欲立为皇太子，别置卫禁，封梁王。[保大三年]天祚渡河奔夏，队帅耶律敌列等劫雅里，北走至沙。……属僚共立雅里为主。……因致疾卒，年三十。”记称雅里为天祚第二子，保大三年卒，年三十。由此上推，其生年恰是大安九年，可证此子即是梁王雅里。但记称“年七岁，欲立为皇太子”云云，雅里七岁时，道宗尚在位，天祚帝时为皇孙，又怎么能够立其子雅里为皇太子？案德妃所生皇子挞鲁曾封梁王，乾统三年进封燕国王，其年恰是七岁。道宗、天祚帝即位前，均曾封燕国王。挞鲁进封，即意味着“欲立为皇太子”。由此可以明白，《雅里传》此语乃系编者误混两梁王为一人，将挞鲁之事误记之于雅里名下。由此也可推知，所谓“撒鸾”实即挞鲁的异译，史料来源不同，编者不察，遂致混误。这一疑问既得解决，则天祚第二子即梁王雅里无疑。其母不见于《后妃传》，当也是出于官嫔。
（三）挞鲁生于寿昌三年，亦见《辽史·道宗纪》。纪称：“三月辛酉，燕国王延禧生子，癸亥，赐名挞鲁。妃之父长哥，迁左监门卫上将军。”挞鲁之母、长哥之女即燕国妃，后改德妃，《辽史》记事甚为明白。前文自《雅里传》析出“欲立为皇太子”事，它表明宫嫔所生二子并不具有继承皇位的资格，故天祚帝进封挞鲁为燕国王，但未及立为太子即病死。
（四）第四子即天祚帝乾统五年前后文妃所生子晋王敖鲁斡，《辽史·敖鲁斡传》称他是“天祚皇帝长子”。这当是由于习泥烈、雅里出自官嫔，挞鲁死后，晋王在皇妃诸子中居长的缘故。《辽史·皇子表》据此列为皇子第一，实误。
（五）元妃生两子：秦王定、许王宁。《辽史·后妃传》失载，但纪、传有关记事，可以确证。两子生年俱不详，当在晋王之后。传本《契丹国志》误许王为鲁王。辽亡，秦王、许王俱为金兵俘虏，见《金史·太祖纪》。
以上不惜篇幅，订正《辽史》有关天祚后妃与诸皇子的记事，由此可知，天祚帝即位前，曾有官嫔生二子，赵王习泥烈与梁王雅里。皇后无子。德妃生子挞鲁，乾统三年封燕国王，欲立为皇太子，次年病死。文妃生子敖鲁斡，封晋王。元妃又生二子：秦王定、许王宁。天庆以来的局势是：晋王在皇妃诸子中居长，史称他积有人望，既长且贤，但元妃系出述律氏后族，弟奉先得天祚帝倚任，为国中权臣。由此便可以明白：在皇位继承中，传晋与传秦，乃是后族争议的焦点，而这也正是文妃案发生的背景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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