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电影学院2010毕业联合作业》:
结合我拍摄纪录片《再见北京》及后来将其改编成故事片《谢京生》的创作经历,我粗浅谈谈纪录片拍摄对故事片前期创作阶段的几大帮助:
人们常说,选对了题材,影片就成功了一半。大干世界,芸芸众生,可以拍的题材可谓无数,是什么原因促使我们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记录一个题材。肯定是这个题材中的某一点打动了我们,让我们有了强烈的探究欲望和表达欲望,把我们带人了兴奋的创作状态。纪录片选题训练,能锻炼出一名导演对事物的洞察能力和敏感能力,提高对题材判断、把握的准确性。这种能力的培养,对导演日后从事故事片选题创作打下扎实的基础。
在选好题材、制定好拍摄计划之后,我们马上会遇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拍什么,怎么拍。拍摄对象一天24小时会不断地做着不同的事情,这种情况下,究竟什么时候开机,什么时候关机,什么时候固定机位拍摄,什么时候手持拍摄,都值得我们思考。可能在开始的几天里,我们看到什么都想拍。但当拍摄进行到一定时间后,我们对被拍摄对象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对如何结构一部影片也有了一定的概念,这时候再决定要拍什么、怎么拍时,心底会踏实一些,做出的决定也会更准确一些。我在拍摄《再见北京》时,影片主人公龚凤海整天东游酉荡,见了谁都不停地絮絮叨叨。刚开始我对他说的话感到特别新鲜,想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后来发现他见谁都说同样的话,我就尽可能少地拍他说话,而将注意力转移到他的动作上。这种创作意识上的认识和转变正好印证了故事片创作中的一个规律,就是尽量少用台词讲故事,多用动作展现剧情。
在决定要拍《再见北京》之前,我对题材的选择一直犹豫不决。直到我看到孙春龙的报告文学《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时,第一次有了“留守知青”的概念。他们在延安的生活现状和40年前的高涨热情形成了巨大的落差,这些深深地触动了我的神经,让我有探究和记录他们生活现状的冲动。这种兴奋的创作状态一直延续到后来的联合作业剧本创作,当我有机会拍一部故事片时,我第一个想到的题材就是留守知青的生活现状。与之前我其他剧本的创作状态完全不同的是,我有一个纪录片的真实故事基础。这与那些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苦想三个月写出的剧本相比,有更加逼真的人物形象、更加真实的细节和更加严谨的情节。同时在场景选择、演员表演方面都有一个具体的参考,便于导演的创作。
故事片创作也会有素材整理的问题,很多导演在不够自信的时候,往往会多拍一些剧本里没有的戏份以备剪辑时选用。但与纪录片的素材量相比,故事片的素材整理工作会简单很多。纪录片的片比往往会到500:1,从如此繁多的素材中挑选出最合适的片段,直接考验到导演的耐心和观察能力。《再见北京》的片比大概在100:1左右,也就是总共有100多个小时的素材,在整理这些素材时,我慢慢培养出一种准确的判断能力,凭直觉便知道哪段是我想要的。相对于故事片来说,纪录片的剪辑没有一个剧本的约束,显得更有随意性。同时,纪录片的剪辑难也难在于此,没有一个剧本的导向,需要导演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如何将看似零散的片段组合起来,从看似无序中寻找有序,整理出逻辑规律,结构成一部完整的影片。然而,这种随意性恰巧最大限度地锻炼了导演的剪辑能力和想象力。《再见北京》的第一版将近有120分钟,到最终版时足足剪掉了近50分钟,其中一条对影片帮助不大的线索被我直接拿掉了。这种经验被我复制到后来的故事片《谢京生》上,因为有之前纪录片素材整理的经验,我深知线索对一部影片的重要性。于是我选出纪录片中最有张力的一条,就是龚凤海回北京这条线索。在剧情结构上,紧紧围绕这条线索,我选择了龚凤海在回北京前与同学争论、回北京与妹妹的争吵、看到老宅子后的感叹等素材,重新改编整理出一个新的“留守知青回京”的故事。将73分钟的纪录片,重新结构,改编出一部30分钟的剧情短片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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