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5月，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本科三年级学生温方伊完成了她的“学年论文”——喜剧《蒋公的面子》，作为她的“论文”导师，我指导了她的创作并执导了这部喜剧。我们用这部戏来纪念南京大学的一百一十周年诞辰。当时我说，“如果这部戏演到三十场，将会成为一个地方性的文化事件；如果它演到五十场，将会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文化事件。”自首演至今整整一年过去了，《蒋公的面子》已经演出五十五场，再过几天它将在北京演出。它在北京必然会引起的业界和学界的讨论已经可以清晰地预见。我不想收回我一年来多次说过的对于《蒋公的面子》的评价：“如果你知道中国当代戏剧的现状，你就知道《蒋公的面子》在当代中国戏剧中的少有高度；但是如果你知道世界戏剧的状况，你就知道《蒋公的面子》到底还是三年级本科生的习作。”①我这里说的，当然是指《蒋公的面子》剧本，这部戏目前仅有的剧场演出，无论在导表演方面，还是在舞美方面，除了呈现剧本之外，还很少有更积极的创造。如果说《茶馆》是一个以卓越的表导演艺术克服了剧本平庸的范例，《蒋公的面子》则是一个优秀剧本凭借基本得体然而平庸的剧场呈现也能展示其魅力的例子。更重要的对比是，《茶馆》剧本出自于一位已然杰出的成熟文学家，而《蒋公的面子》则是一位“未出茅庐”的三年级本科生的处女作——在这个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某些东西的丢失，使曾经被证实的才华也随之丢失了；某些东西的获得，则可能激活未曾展示过的才华。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有一块与生俱来、须臾不可离身的“通灵宝玉”。玉在，宝玉聪慧异常，光彩夺人；玉失，宝玉便痴呆木讷，黯然失色。资质出众的艺术家往往也需要护佑和激活才华的“通灵宝玉”。我的导师董健教授在他评论《蒋公的面子》的文章中，以“才华与自由精神”为题，用一节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董健教授说：“才华很可能是这样的东西：一个聪明的人，从对生活的感受中，发现了一种天然的合乎规律的价值观。有一些聪明人，知道编剧的技术，会写戏，但他却找不到这种价值观，或者说找到了一种错误的价值观，效果就截然不同了。戏与别的艺术门类不一样，戏说到底是一种自由精神在公众面前的公开的、集体的亮相。这种自由精神，天生不会顺从现存的文化道德规范。简单地说，戏剧就是要在精神领域‘捣点乱子’。规规矩矩的东西根本不配称作戏。”①用董健教授的话说，这件被晚年老舍丢失、被少年温方伊获得的“通灵宝玉”，就是“自由精神”。剧作家的自由精神，不单会因为价值观的错误而丢失，例如《茶馆》背后的价值体系，是把时代简单分为“新”“旧”两极的政治观念和当年的乌托邦理想；剧作家的自由精神，甚至还会因为臣服于既有的“文化道德规范”而丢失，这种“丢失”，原因不一定在于剧作家所臣服的“规范”之对错，关键在于剧作家这种“规规矩矩”“臣服”的姿态。董健教授说：“从这个二十一岁的学生的作品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这种自由精神。”温方伊肯定比她的大多数同龄人读过更多的书，她也一定比她的大多数同龄人具有更好的观察力、理解力和运用汉语的能力，但是最后，她还必须有这种“自由精神”才写得出《蒋公的面子》。这种“自由精神”便是温方伊的“通灵宝玉”。
在《蒋公的面子》所引起的讨论中，有一个问题被反复提起：温方伊出现在南京大学是不是一个偶然？这个问题里，实际上包含了一个悖论：《蒋公的面子》试图回答钱学森关于几十年来中国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顶尖人才的“临终追问”，试图为当代大学呼唤“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如果南京大学是钱学森“临终追问”所涉的～个例外，这所大学已经是“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发展的理想天地，那么，温方伊写作《蒋公的面子》所必需的焦虑和激情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南京大学并非钱学森“临终追问”的例外，“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在这里同样受到钳制，那么温方伊的“通灵宝玉”是从哪里来的呢？董健教授在他的文章里概括了中国大学独立、自由的精神在当代遭遇的五次破坏，南京大学虽也未能幸免，但“却依然保持着这个线索不断，仍能够不绝如缕地坚持着独立和自由的精神，时隐时现、时强时弱地通过一些细节表现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董健教授认为，无论如何，南京大学为温方伊“提供了很好的背景”，“南大的历史传统、文化氛围和当前的状态，为她的创作提供了动力”。《蒋公的面子》的创作和演出本身，也是董老师在这里所说的“细节”之一：虽然是一百一十周年校庆的“献礼剧”，然而却没有一个部门、没有任何人提出审查剧本和审看排练；校长自己购票看戏；分管宣传工作的党委副书记甚至因买不到当场戏票吃了闭门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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