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千体
大千书法臻于刚柔相济、心手相应的理想状态约出现在50年代后期，经50年代初在印度大吉岭的沉潜反复，至后来行遍“欧西南北美”，在进一步开阔眼界、拓展心胸的同时，书风又发生了很大变化，为“大干体”开一新境。在致内江老家亲人与台北友人信札书风最具特色，如《致张目寒信札》（图六十六）、约1968年《致内江亲人信札》（图六十七）等，时而气势凝重，时而韵致飘然，渐臻无法、无意极境。
1977年5月，遨游海外的大干率家人回台北定居，生活安定，“年纪大了，总是思乡”的情感也得到了慰藉，“大干体”一扫法、我，逐渐进入茂厚拙朴、平淡天真之境了。书风凝重、气势内蕴、苍润浑茫；无心于安排而安排自现，无意于经营而经营白显。“从心所欲不逾矩”，此之谓乎！如果将大干八十一岁（1979）所作题为“戏效冬心书”的《且与少年饮美酒》轴（图六十八）与上文提及的四十岁左右所作题为“戏为冬心书”的《明月肯身》稍作对比，便可见大干晚年凝重、苍润书风与早年确实是大异其趣的。又如画题“江妃出浴”（图六十九）、1979年《行书》联“独自成千古，悠然寄一丘”（图七十）、1980年《行书》轴“一尺轮困霜蟹美，十分潋滟社酷浓”（图七十一）等均有这个特点．
大千1981年秋冬之际忆写的《大吉岭诗稿》为此期书风代表作：用笔挺利清健、奇崛峻拔、飘逸隽秀，时轻时重，变化丰富（图七十二）；用墨时浓时淡，爽快随意，不拘格套（图七十三）；布局时疏时密，应变无方，自然随意（图七十四）。非苏轼、非魏碑、非山谷、非吴兴；亦苏轼，亦魏碑，亦山谷，亦吴兴，非篆、非隶、非草、非行、非真；亦篆、亦隶、亦草、亦行、亦真，无迹可寻，这就是臻于成熟期的“大干体”（图七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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