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度中国音乐批评综录
2000年度中国的音乐批评，可以“新世纪、新景观”形容。这是因为：进入新世纪以后，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运动的纵深推进，音乐界的思想解放运动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音乐学术与批评的创新性实践成果也是不断涌现出来。这些实践与理论成果，对于音乐艺术的发展与繁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下就让我们进入到21世纪的第一个年份，去具体感受“新世纪”里的“新景观”。
一、基础理论
一、历史层面的基础研究与批评，事关批评学科的整体建设大局
达尔豪斯①对欧洲古典浪漫时期系统哲学在艺术批评实践中的表现，做出了历史巡礼。作者的著述对读者深入掌握欧洲音乐批评的哲学观念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孙星群②立足于中西音乐传统，对中国墨子的“非乐说”与欧洲斐罗德谟“反对音乐说”做出比较研究与批评，指出墨子与斐罗德谟的“乐”有五处不同：目的不同、等级观不同、与政治的关系不同、与劳动者的关系不同、娱乐功能观不同等。罗列出以上的五处不同后，就使读者可以较为明晰地把握两者在“非乐”观上的同与异。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琴论”是衡量文人修养的一项基本指数，当代学者刘承华③尝试立足于琴学演奏理论，发展琴学道统，其中提到的“三超越”（技巧、谱本、演奏）值得玩味。明言（D梳理了以《乐记》为代表的儒家音乐哲学美学思想、以《声无哀乐论》为代表的道家音乐哲学美学思想，认为《乐记》作为一部学术宗教化的经典音乐批评文本，其根源是儒家的系列经学典籍，思想核心是孔子的文化理念。中国自汉代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成为“显学”并被万千学子视为学术宗教“顶礼膜拜”。在此之后的发展中，由于片面地夸大了礼乐的国家功利性目的，所以出现了非艺术本质的外在功利指向的泛滥。于是，以《乐记》为代表的儒家礼乐思想的命定对立面一一《声无哀乐论》在乱世中诞生。《声无哀乐论》的诞生既有其政治意义，又有其文化意义与美学意义：它是对以《乐记》为代表的儒家主导性批评话语的颠覆。在此之后，中国音乐批评的二元分立模式得以确立。
在中国古代音乐批评史上，嵇康以其思想的深刻性、观点的独特性而影响卓著。任会平②、黄应全③、黄毓任④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嵇康的音乐批评观念做出研究与评价。任会平认为：“嵇康最突出的思想特点表现在社会观和音乐艺术的审美两方面。他提出了当时很先进的口号，并把批评矛头直接指向把音乐作为为礼教服务的传统音乐观上，他更为注重对音乐艺术本身特殊规律的探讨和研究。他的思想在其历史时代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黄应全认为：“《声无哀乐论》从音乐艺术的角度触及到了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我们称为审美本体论）方面的问题，它的答案虽然是错误的，但却给了我们很多永远有价值的启示，这在古代相关文献方面是罕见的。”黄毓任认为：嵇康的音乐美学思想是一个从本体论到欣赏论的思辨性很强的完整体系，他以“和”论乐，同时又以“无”释和，用玄学的“无”的精神来进一步扩充传统的音乐本体“和”的内涵。嵇康的音乐美学思想既是道家美学的逻辑发展与深化，也是魏晋玄学在美学上的完成与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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