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枝繁叶茂：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将通过与近代史事件、文化史和精神史的背景，来阐明西方音乐在中国的历史是靠内在的能动性，并非所有音乐文化都有这种能使自己的音乐文化普遍化的能动性。为什么中国音乐有时候能与西方音乐共生，有时候则否？我的讲述经常离开了狭义上的音乐史，但有一点应该是明确的：西方音乐在中国的这个发展过程开始了她的普遍化，尽管它有时总一再由于政治缘故或间隔停滞、或由各种最不同方式的文化对抗成为一种负担。

　　20、30年代，上海以独特方式聚集了有助于西方古典音乐扎根中国的一切积极因素。早期的城市导游把“上海”看作是近代中国一个舒适的地方，那里有绿化的街道、街灯、报纸、剧院、公园、音乐生活。西方古典音乐在上海特殊的既定条件下长出了“主于”，首次在近代中国繁荣起来。
　　以下是背景：19世纪下半叶，在几乎不变的政治体制下开始了社会变革。它在世纪之交加快，产生了20世纪的革命。不能把这些变化都归为与西方的接触。可是，这个港口城市的社会关系直接由这种接触构成，使西方势力在“不平等条约”后能渗入这个城市。从1842年至1895年，共有39个中国城市被迫开放出口贸易，外国人有权利在那里设立租界。
　　上海是最重要、最成功的条约港口城市。17世纪初，上海老城就有10万居民；19世纪人口有一段时间超过50万，90年代末达到约70万。1843年起，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在上海老城（当时叫南市）以北建立起租界，后来在老城以西也建立起租界。同1911年围起城墙的“中国城”一起，上海出现了国际租界和法租界。1863年后，国际租界约占22平方公里面积，这与英国人在1843年、美国人在1848年建立的租界合并和扩展有关。国际租界是殖民地，并非由总督或邻近法租界的领事管理，而由国际上共同设立的市政委员会管理。这个机构由外国贸易公司为中心构成，以台盘寡头①的管理进入历史。天津条约（1858年）、北京公约（1860年）规定租界面积为0.6平方公里，国际租界和法租界扩展了面积。1863年，法租界面积达10平方公里。
　　由于上海既非归外国殖民地又非归中国政府管理，它对所有阶层的中国人很具吸引力。他们在家乡没有前途或处于生存紧迫的状况下，宁愿到这个中国的“外国”去冒险。太平天国起义时期，令人震惊的是约13万中国人逃入这两个租界。娱乐企业也随之而来，歌剧歌手、妓女也一起来到上海，以不同的地方戏曲及其歌唱传统丰富了这个城市的文化。自1900年起，北方义和团起义导致清朝末代皇帝退位，中国很多地方由军阀统治，几十万人为了安全起见逃入了租界。1937年至1945年，在中、日战争期间，上海还接纳了中国其它地方的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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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外”和“中”——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
时间模式：“中”和“外”之间的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

2．“根”和“枝”——第一次鸦片战争直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
“根”
“主干”：上海
题外话：上海市工部局乐队的历史、结构、纲领
“主干”和“分枝”：上海、哈尔滨、北京及各位音乐家的生活道路

3．“洋为中用”——西方古典音乐在共产主义的中国（1949年～1978年）
1949年后中国音乐的两个阶段
“文化”和文化大革命
样板戏及其京剧的发展
折断了的“枝”
多样化在中国——历史回顾
开始扎根：“新音乐”
延安精神
“洋为中用”
歌曲

4．明星的时刻——西方古典音乐在改革、开放（1978年）以后的中国
意识形态和实践的差异-1978年后从缝隙间发展的西方古典音乐
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及反思民族身份：爱国主义和民族声誉
世界一体化——文化的差异
贝多芬回来了
公共精神的殿堂
新潮音乐
触及思想与创新——世界音乐关联域中的中国音乐（谭盾）
屋漏偏逢雨——中国音乐与市场经济
“我”的新迷信
崇拜与冷眼——新星
新、老英雄模范

5．两位西方古典音乐的传播者——德理格和谭抒真
接近和陌生——中国历史与外国人打交道
从皇宫到教会学校
德理格（1670年～1746年）
时异境迁：从德理格到谭抒真
谭抒真（1907年～2002年）
附录：小提琴及其制作在中国

6．音乐是快乐——论中国音乐的“中国性”
新音乐的折衷主义、音乐的智慧、断裂的认同
音乐里的中国智慧从何而来？
中国音乐的基本特性
音乐的意义
中国音乐的普遍性和“中国”性
文人音乐和钟子期的故事

7．结束语

参考文献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