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女艺术家团体和姐妹圈的作用。到.19世纪末，法国女画家与雕塑家联盟的成员已经从1882年第一次展览时的41位增加到近500位。英国早在1856年就成立了女艺术家协会，举办展览，推销作品。美国的团体更是繁多：1867年成立的女士艺术协会、1876年的装饰艺术协会、80年代末成立的女艺术家协会、1889年成立的女子艺术俱乐部、90年代初的美国女孩艺术俱乐部等等。这些协会和团体，加上女艺术家们自发组成的规模较小的姐妹圈提供了和同行们交流，获取支持和鼓励，拓宽作品销售渠道的机会。至1910年，城市扩张运动与消费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妇女争取普选权运动的开展以及“新女性”形象的普及给了女性更多的自由。她们不仅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酒店、咖啡馆等在19世纪末还被视为女性“禁区”的场所，还进入了政治与社会改革等从前仅是男性特权的领域。美国女艺术家安妮·格斯维特①作于1910年左右的一幅版画《在蒙马特尔》就是这种新自由的反映。元旦前夜，在巴黎的凡尔赛咖啡馆里，衣着暴露的舞女正在狂舞。咖啡桌前混坐着男男女女。最左边的女士靠在桌上，嘴叼香烟，前面放着一杯酒。女性成了夜间狂欢的参与者。
前卫艺术家们对待女性的态度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前卫美学以摒弃传统和节制为己任，反对已经变得“让人窒息”的资本主义文化，强调突破社会规范，强调自由与解放。在他们看来，艺术自由与女性解放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历史学家克里斯汀·斯坦赛尔②所说，他们视自己为女性解放的“同谋者”。虽然支持女性解放并不等于支持女性从事艺术或者接受女性进入前卫艺术圈（他们常常把女性解放与女性的性解放简单地等同起来），但是，这种纵容态度，加之现代派崇尚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确使得女性艺术家获得了更大的自由。
20世纪初的女性享受着突破禁忌的快乐，第一代波希米亚女艺术家应运而生：英国女画家戈温·约翰③来到巴黎，靠做人体模特维持生计，后成为具有独特风格的女画家；出身贫穷的苏珊·瓦拉东④在为夏凡纳、劳特累克、雷诺阿等画家做模特的过程中自学成才，并以倔强不拘的个性和充满力量的人体艺术获得了认可；德国女画家贝克尔常常抛下丈夫，孤身去巴黎了解前沿艺术的发展，创作出一批纪念碑般庄严的母亲形象。她们像男人一样抽烟、喝酒、进出酒馆和咖啡馆。美国女艺术家左拉克⑤1908年来到巴黎时“穿着合身的新英格兰式套装”，每一天“她的灰色套装变得更飘扬……而她衬衣的蓝色也变得越来越鲜亮”⑥。新生的波希米亚女艺术家成为了现代艺术运动的女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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