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璇：你昨天说到一个勇气和怯懦的问题，是什么意思啊？
杨福东：其实就面临着一个选择，你继续往下做作品，你拍什么样的内容？还有什么样的影像才是你想做的？是你自己在跟自己较劲的感觉。这个时候往前迈一步，还是原地踏步，还是往后退——不进就退，是这么一个感觉。而且这个东西不是以辛苦勤奋作为理由的，就天天你跟一个很勤劳的农民一样去干活，量多就质高，不是这样的。你想做的可能是另外的一种电影，所谓的带着些异质的、另外一种味道的电影，这个时候你往前走，面临着没有方向，这个东西你怎么办？还有就是你现在，可能跟生活有关系，或者是跟实际的情况有关系，你觉得可以，像不同内容的来回翻版，等于换汤不换药，这样你自己接下来的东西就只有自己迷惑自己。
张亚璇：你说的是超越自己的问题吗？
杨福东：谈不上超越不超越了，其实就是试着往前走一步。完全的不重复不太可能，也很难说突然间蜕变。但我自己隐隐约约有那种冲动，我觉得从四到五，我可以相对明确地嗅到一点点味道——我好像有自己的一种方法，在拍一种电影。那些都无所谓了，什么看起来没剧本，没有一些具体的规划性的东西，它确实存在很多实际问题，造成很多浪费，还有很多人员搭配上的消耗，包括演员的消耗。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它给你创作的那种看不见的可能性挺多的。它给你更大发挥的余地，你不必按大家认可的那种电影的规范方法和标准去做；但反过来，这种工作方式也给人一种难的感觉，就是作者的“度”的把握，因为这是操控这个影像作品的味道的很重要的一个点。这种感觉是看不见的一个标准，再往下做的话会非常难，会导致自己累——创作上的一种无形的累——一种拿捏。
张亚璇：“图书馆电影计划”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你似乎已经提了很长时间。
杨福东：22部电影10到15年做完，叫“图书馆电影计划”，这也是拍《竹林七贤》中间的时候自然而然想起来的，可能是目前决定的一个对自己来说，相当大的计划，开玩笑地说，是有一点点浪费青春、浪费年华的计划。因为它是一个需要花时间去做的东西。
这些电影，你很难说它有什么具体的意义，它就像文献一样，在书架上放着，对每个人来说，它就在那里。它在那儿不动，你看了可能是一扇窗户，可能不是。以前老说，作品跟观众互动的感觉，有点像密码箱和解码器，你密码不对，就不可能打开保险箱，可能很多观众就像解码和未解码。
这种片子还是希望拿时间去做。因为我觉得，时间对想做任何事情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东西。就是说任何事情不管有意思没意思，或者重复也好，毕竟通过时间，他自己心里认可了。所以你要真想做这个事的话，时间其实是一个挺悲壮的词儿，因为这个东西是不可回头的。我是不是说歪了？
张亚璇：为什么是22部呢？
杨福东：我也不知道，就是随口这么一说，不由自主就想到这个数字。也许之后会有改变，但反正我就是按照这个方向来。22部电影的总题目可能会围绕着《金？舍利子》这种感觉做，金1号、金2号、金3号……金22号。
张亚璇：长片还是……？
杨福东：这个不确定，有的可能5分钟，有的可能20分钟，有的可能两个小时，有的也许是数字影像，有的也许是胶片影像。影像的媒介不再去具体限定，但所有的片子或多或少都会讨论一个潜在的主题，就是人世是否有精神生活，这可能要十年或者更长时间来感觉。
张亚璇：对你来说这是一个问题？人有没有精神生活。
杨福东：或者说也是一种下意识的，夜深人静的时候，一刹那闪过的那种思考。就是当你脑子在转的时候，你想一些没有影儿的问题，这些问题为什么会蹦出来，很奇怪的一些感觉。
张亚璇：但你确定吗？
杨福东：目前为止，我非常确定人有精神生活。这种精神生活可能就像以前书面上谈到的理想、信仰，所谓的追求——是这种感觉。
张亚璇：那为什么以疑问的方式提出来，而不是陈述的？
杨福东：陈述的方式，是我没法去确定它。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得慢慢去体验，而不是说上来就知道，你百分之百确定，比如你吃过芒果，你知道芒果的味道。这个比喻可能不恰当，但是我觉得很多东西，你得自己去接触、感悟，而不是给一个说明文似的，告诉人家，这个可能也不太现实。
我不太懂那些书上的词儿，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形而上的——我就从字面理解“形而上”。这种形而上的精神生活，你怎么才能表现出来那种真实状态。真实状态不是说写实化，而是无论什么样的东西传递过来的时候你的神经有触动、有感知，也不好说。我老觉得我有一种呓语状态，就是你说出来的好多词儿可能跟人家原来定位的不一样，你说的时候已经赋予它另外的味道在里面了，但它本身的含义可能会给对方一种意思。拍片子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那句话略显粗俗，但意思在那儿，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个东西是对的。所以你要说有传统之分的话，中国这一块儿，咱们这么多年下来——我把所有行业都当作品的话——它在作品中呈现的，其实是挺博大精深的，而且它的那种灵点状态非常多。
张亚璇：“灵点”是什么意思？
杨福东：字面解释是很有灵气，很有灵气的点。“点”在我看来是一个通道了，一个传播点。
张亚璇：提出这样一个题目来，又要花这么长时间去做，跟当下的语境有关系吗？
杨福东：提到语境的话，尤其是自己接触的——艺术范围的，所谓当代艺术这一块儿的，这几年自己工作下来，包括看周围的朋友做东西，它有一种无形的快，好像是一种加速度的感觉。这种加速度的感觉可能让有些东西消失了，这些东西可以说是童真，或者是美感。
还一个是缺乏思考。缺乏思考有一个潜在的前提，就是潜意识里大家的真诚，这也是这两年讨论的问题，就是怎么样真诚地对待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情。我觉得真诚的感觉也在异质化，在更多地转化为权力与欲望，这种东西的膨胀、扩张让自己当初相信的或者坚持的也许已经有偏差。
张亚璇：你是在当代艺术的范围里谈这个东西还是觉得它是整个中国一个普遍的现实？
杨福东：这些话未必完全体现在当代艺术这一块儿，可能在其他区域也会有这感觉。你要说社会范围太大了，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变味。（你会想）你现在希望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有点——人家看起来是没必要的？或者是，有点儿迂腐？我觉得拿时间去做的话，是一个挺大的挑战。这也是拍《竹林七贤》给自己的一个变化，就像一个持久战似的，你要去这个战场，你是不是做好准备了？决定了？……
张亚璇：加上两年前的那一次，这会是一篇很长的谈话。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杨福东：我老觉得谈论作品是一种很尴尬的感觉。我欣赏那种意会，或者心有灵犀的感觉。因为有时候你觉得这作品不是你的，是有背后的一种力量在推着你做这件事儿，你是一个执行者，你很难说出幕后者是谁。到现在为止之所以提到“图书馆电影计划”，我还是能感觉到背后有力量在告诉你是不是可以考虑做这个事情。开玩笑地说，什么时候这种背后的力量消失了，你就可以——那叫什么“戛然而止”——什么都不用做了。
我不知道背后的主谋是一个潜意识的你，还是别的什么。到现在为止，如果对某些作品的选择有兴奋感的话，我都觉得是这种幕后的力量。《陌生天堂》是这感觉，就是有人在背后推着你，不管怎么着，它也帮你做了；《竹林七贤》也有这感觉，是一种不由自主地做成了这个样子。
张亚璇：有点神秘吗？你觉得，这种力量。
杨福东：对我来说有一点。这种神秘还包括，不想去想它的感觉。为什么拍完《竹林七贤之五》的这段时间我希望不去想它，忘掉它？因为你还没法去感受它的全貌，但是你把它做完了。现实中希望听到朋友的一些反馈，就仅仅是聊作品而已。那种反馈是一种奇妙的意见，无论喜欢不喜欢，骂或者讨厌，它应该包含在你做作品的氛围当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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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华
在我的眼里，杨福东录像作品里最打动人的视觉特色是他的艺术家气质，那种感官刺激、神秘难解的美，带着某种不和谐……
——Elisabeth Slavk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