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义学是西方近代人文科学中把意义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理论学科。19世纪历史释义学的代表人物是“释义学之父”狄尔泰。他认为：“一部艺术作品是人类行为的产物，作为人类思想情感的一种表达式被创造出来之后，就是一个独立的，具有自身意义的客体。它作为一个文本，有待人们去理解和解释……要实现这种理解，理解者就必须使自己的意识回到理解对象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去重新经历，设身处地地把自己设想为对象本身，尽量去重新体验对象的体验，在自己的心灵中使过去复活。……因此，狄尔泰非常重视有关解释对象的第一手资料，如艺术家的日记、信件、言论、自述以及种种能反映其世界观的有关材料的研究。”在于先生看来，狄尔泰“重建”理论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其理论中所渗透的历史感，它强调对艺术作品的社会历史地理解。但其缺陷则在于将理解的客体同理解者的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简单化了，忽略了理解者主体的重要地位。
而20世纪的伽达默尔则是现代哲学释义学的代表。他的观点是，应该要求理解者拓宽自己的视界，使自己现在的视界与艺术作品意义中所体现的过去的视界相融合，从而使二者都跨越自身，达到一种新的视界，进入一种新的理解，达到“视界融合”。于先生认为，“视界融合”的提出无疑使我们对艺术作品意义的理解问题在认识上得到了深化。但这种观念在强调现实视界的重要性时，对历史视界的重视不够，这突出表现在他轻视对艺术作品作者的研究意图的探究，同时也就必然贬低能阐明作者创作意图的各种第一手资料的价值。①
以上是我对于先生关于两种释义学批判的简单总结。在我看来，就哲学基础而言，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历史释义学和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释义学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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