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以来，楚系文字已为有识见的学者所关注。王国维首先将战国文字分为东土、西土两大区域，指出“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史籀篇疏证序》）；胡小石在其《齐楚吉金表》中曾对“齐楚两派”的文字风格和特点作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序文中将两周金文分为南北两系，认为北系浑厚，南系华丽；其后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中也有大致相似的两分法。李学勤在《战国题铭概述》中将战国文字分为“齐国题铭”、“燕国题铭”、“三晋题铭”、“两周题铭”、“楚国题铭”、“秦国题铭”六部分。这种分法对后来古文字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学术界目前将战国文字分为齐系、燕系、晋系、楚系、秦系五大类，正是源于这种分法。
楚系文字并非由楚人独自创造的一种文字符号，而是渊源于商周文字，从字体上来说仍然属于大篆系统。殷商文字以甲骨文为代表，西周文字以铜器铭文为代表，所谓甲骨文、铜器铭文都是以文字附着物命名的。到了东周，文字记事材料更为丰富，字体也更为多样，已很难再用文字附着物来命名，“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墨子·非命下》）成为当时文字应用情况的真实写照。自春秋中期开始，由于政局迭变，各诸侯国分疆而治，不统于王，诸侯国的地理环境、民俗风情所造成的特殊的文化因素也逐渐明朗，它们不断按自己的审美观和地域习俗改变商周的文化传统，呈现出种种地域特色。文字异形、累增新字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文化现象。到战国中后期，文字面貌以域相异的情况更为严重，尤其是在简牍、帛书、漆木器、铭石、货币、玺印、陶器等器物上出现了形式多样、纷繁复杂的字体。因简化、讹变而造成的歧异现象空前增加，字形奇诡，书写草率，严谨厚重的书风已不多见。战国早期，楚系文字的使用区域主要在楚、越、蔡、曾等国，到了战国晚期，鲁为楚所灭，楚文字的使用范围一度扩大到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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