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艺术家个性的表现，这是不可否认的，控制个人主义的因素越多，艺术家越会被那个社会排斥。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比平等化社会中的部落意识对艺术家更不利的了。当然，这不单是艺术家周围的社会的问题，也是艺术家本身的问题。现在有很多画家去巴黎，不一定是他们向往巴黎，而是因为他们想逃避东京画坛这个部落。“巴黎重视实力，再有名不作为也没人理睬，因为不这样做不好工作。”当然，这种说法是对的。不仅如此，用电视武装起来的商业主义、学校以及社会教育内容的平等主义等被称为“大众现象”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它不仅超越地域差别，也超越个性差异，希望把文化统一。当这种力量强大到可以压倒传统的个人主义价值的时候，非传统的个人主义被打倒也许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换个说法，从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出发的工业社会的“大众社会”的统一化现象，在以部落意识和平等主义的组合为基础的今天的日本，无限制地扩大起来了。艺术家需要个人主义，但绝非只有艺术家需要。个人主义对日本社会整体来说是个很大的课题，只有你面对这个课题的时候，才能感到艺术家所起的作用。排斥艺术家的条件，同时也是社会为了前进需要艺术家的条件。艺术是在发展，但从技术发展的意义（接近于目的的意义）来说艺术并没有什么进步。日本的佛教雕刻样式从飞鸟发展到镰仓，希腊雕刻的样式从6 世纪经过菲狄亚斯和普拉克西特利斯发展到希腊文化时代，都没有进步。镰仓时代的雕刻不比飞鸟时代的雕刻好，希腊文化时代的雕刻也不比前古时代的雕刻好。在一个样式的发展过程中，要谈艺术的进步都是很困难的，在不同的样式层出不穷的情况下，谈论艺术进步与否更是没有意义的。谈论艺术的历史，意义不在于进步，而在于样式的发展。谈论每一件艺术作品的时候，根本的意义不在于样式，而在于“质”。质是不好衡量的。艺术文化不是量的文化，而是质的文化。另外，艺术能在享乐主义的基础上成立，这种享乐主义绝不是方便安逸。如果可以说是享乐，它对艺术家来说如果感觉不到是挑战，那就不会产生艺术。现在，如果整个社会都以方便安逸为目的，把达到目的的过程合理化、计量化，认可这种手段的进步价值的话，在这样的社会中，艺术家的被排斥感会很强烈，而且往往会向反社会的方向发展，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排斥艺术家的条件，同时也是社会需要艺术家的条件。说得详细一点，社会不需要重新接纳被排斥的艺术家，被排斥的艺术家，正因为被排斥，才有可能成为批评家，即把现在的某种东西放在将来可能成立的对立的位置上考虑，或者成为价值的创造者，即创造出相对现在价值的可能的价值。现在的价值体系，不仅排斥艺术家，而且正在出现排斥所有人的倾向，这种排斥和被排斥的现象必须改变。如果以方便安逸为目的，那么达到目的之后会感到无聊，寻求快乐与寻求刺激一样，拼命寻求强烈的刺激会感到疲倦不堪，失去人的平衡而去看精神科医生。要拯救这样的人，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如果可以做到的话，那么方便安逸的目的、手段的进步，其本身就是价值的实现，就是对技术文化给予当今社会的价值体系的彻底的挑战。然而这种挑战，是对技术文化给予当今社会的价值的挑战，绝不是对技术进步本身的挑战。就“技术的进步”而言，第一，挑战是毫无意义的，技术是要进步的。第二，技术本身是没有好坏之分的，它只不过是能力的增大，能力不选择目的。现在社会的最大的问题是选择什么样的目的。正因为要选择目的，艺术家才能发挥作用。当然，艺术家可以在与技术进步无关的地方工作，但是也可以通过运用技术进步的成果来追求人类的目的，后者对社会来说，艺术家的作用更大。在日本，建筑家现在站在艺术家的前列就正是如此。比如，我现在正在思考丹下健三最近的工作。艺术家现在仍然处于被排斥的状态。我认为排斥得越彻底越好，如果不这样，在这个量的世界里，最终也不能拯救“质”的观念。在日本，排斥的根本原因，不是特殊的日本式的东西，而是普遍现象被特殊的日本条件所强调的结果。我们的问题，现在已成为世界性的问题。我认为问题已经“展开”，我们的艺术家，已经不是江户时代的，也不是西方的，他们已经可以向往真正的艺术。创造的时代，应该从现在开始。如果创造的时代真正开始了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被排斥的艺术家要扮演拯救被排斥的人的角色了。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