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气生五行”的观念流行起来,“气”即“六气”,以三阴三阳为主,再结合地支,用来说明和推算每年气候的变化。在《易经》中,把一年分成十二个月,六个月属阴,六个月属阳。五天一候,三候一气,六气一节,所以一年有二十四个节气。这些不同的气候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进而产生生老病死的自然现象,那时候的思想家也热衷于用阴阳观念去解释自然现象。西周末年,周幽王当政时期,发生了地震,泾水、渭水和洛水三条河枯竭,岐山崩塌,大臣伯阳甫就认为这是天地之间的阴阳之气被打乱了秩序,阳气下沉、阴气上浮所引起的灾难。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于阴阳与五行的阐述日益丰满。形成了系统的“阴阳五行说”。
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战国末年的阴阳学家邹衍,他在总结吸收原始阴阳和五行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五行生胜”的观念。这个观念有两个部分,一是“五行相生”,认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二是“五行相胜”,即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他又用“五行生胜”的观点来带动季节、方位和颜色的变化,说明世间万物在发展变化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性和阶段性。“土”具有生长万物的性能。在五种物质元素中居于主导地位,当“盛德在土”的时候,就形成了季夏、中央和黄的颜色;“木”象征植物。具有生长的性能,当“盛德在木”的时候,就形成了春天、东方和青的颜色;“火”具有热的性能,当“盛德在火”的时候,就形成了夏天、南方和红的颜色;“金”可以制造兵器,具有砍伐的作用,当“盛德在金”的时候,就形成了秋天、西方和白的颜色;“水”具有寒冷的性能,当“盛德在水”的时候,就形成了冬天、北方和黑的颜色。通过这样的阐释,在观念上就建立起了一个纷纭绚烂、荣枯有序的世界。
邹衍把解释宇宙自然的“阴阳五行说”与人类历史相贯通,提出了“五德终始说”。“五德”即“五行”之德用,就是说人类历史也是依照“五行相胜”的关系,此消彼长,终而复始。依据这一说法,邹衍认为历史上的黄帝是土德,其色黄;夏禹以木代土,其色青;商汤以金克夏木,其色白;周以火克商金,其色赤。这样.人类历史便被纳入阴阳五行相生相胜的动态变化之中。到这里.邹衍的学说就算得上是集大成了,基本上涵盖了天地、人文的世间万象,深刻而久远地影响了中国千百年的文化发展。
在“五行说”的影响下,春秋战国之际,五色体系基本建立。“阴阳五行说”将五行与五色相配属,金木水火土对应白青黑赤黄,色彩被赋予了一定的文化内涵。这时五色与五行、五方、四时、五帝都取得了相对应的关系。色彩就这样参与到人类历史的进程当中了。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古人的祭祀活动。通过祭祀活动不仅能了解古人对天地自然的崇拜,还能清楚地看到古人对色彩的认识。春秋时期,色彩在祭祀活动中的作用已经非常重要了。据史书记载,无论是方祭还是祭拜五帝都对颜色十分讲究。在方祭中,东青、南赤、西白、北黑、中央黄已经是固定的五方色了。而五帝祭拜中的五帝就是五方色帝,即东方青帝、南方赤帝、中央黄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除此之外,玉器在祭祀中也很重要,不同颜色的玉器有着不同的地位和作用。敬礼天地四方时,要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青圭礼东、赤壁礼南、白琥礼西、玄黄礼北。这些祭祀的礼节被后来的历朝历代所继承.变得愈发丰富和完善。据明清两朝的史料记载,每年冬至日的圜丘祭天,是继承古代郊祀最主要的形式,礼仪极其隆重和繁复。不仅陈设讲究,祭品丰富.而且规矩严明。不能有丝毫差错,否则就要予以严惩。乾隆四十七年,乾隆皇帝到圜丘坛求雨,发现祭坛祝版上的文字写得不够工整,更衣幄次所设的坐褥不够整齐,按规定应该悬挂三盏天灯而少挂了一盏。这三件小事令乾隆皇帝大发雷霆,下令查办。负责的官员均被革职。更有甚者,革职后被发配新疆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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