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病床前照顾了一个多月，父亲不幸去世，这不仅使我悲痛万分，更是我学习上的巨大损失。家父在世时，我问他什么问题他都能回答上来，就连数学他都能辅导得明明白白，比老师教的还容易懂。我记得他常翻阅中华书局出版的《活页文选》，都是古文，他总想教我，而我却学不进去，现在想来十分后悔。若家父能活到今天，我的古文基础一定很好，20世纪80年代初，正流行伤痕文学，我也受到了影响，总想画一个心理复杂的人物，于是我选择了小时候最熟悉的街道大娘的形象。那是单眼皮的、很纯粹的中国人形象，胖胖的身体，正与唐代的审美相对应；饱满而有张力，与安格尔的观点也相契合，他说弧线都是往外涨的，这与工笔画的表现十分相似。当我画至半截时，刚刚从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的汪国风老师路过我的房间，看见我画画，便进来观看。我听说是大名鼎鼎的汪国风先生，便诚惶诚恐地请他指教，他却一言不发，老半天才点上一支炯，深深地吸了一口，意味深长地说：“你画出了我们当代人想画却没有画出的东西。”我忙问是什么东西？他说：“是形象，是活生生的人的形象。”实际上这正是我要追求的东西，要让中国人物画有形象、有个性、有思想、有感情的活生生的形象。汪国风先生的肯定，坚定了我的这一信念。《街道主任》拿到了美协，顿时得到了大家的赞赏。那些看惯了笑嘻嘻的“红、光、亮”形象的人们对这样一个有着复杂内心人物的形象做街道主任会不会产生反感？甚至有的人觉得还需要对我加强教育。这张画是要参加天津市庆祝建党六十周年献礼用的。这个题目会不会引发不良的后果？因为那时“扣帽子、打棍子”的意识并未结束。秦征把这个名字改成了《肖像》，并无具体所指，就混过了这一关，保护了我。
汪国风从中央美术学院回到天津，雄心勃勃地想把天津的美术搞上去，他的想法与秦征不谋而合。在宣传部的支持下，他们搞起了从来没有过的美术专业创作研究班。由秦征带队，汪国风做教练，挑选八九个天津青年画家骨干，我也在其中。创作班主要解决对绘画语言的认识问题，解决如何深入生活的问题。当时面临的局面是西方现代艺术思潮大量涌人中国，国人看腻了清一色的现实主义创作，欲求沐浴新风。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秦征带领我们来到了河北省易县狼牙山的画猫村体验生活。这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山区，我们更加强调在普通的事物中发现不平凡的形象，主张用脚和心体验生活。“脚”就是不辞辛苦，多走路、多观察，“心”是用心灵去感受生活。我们白天把感受到的事物记下来，晚上再一起讨论，学习和生活的气氛十分融洽，汪国风老师甚至不让我们叫他老师，要直呼其名“国风”。我后来的作品《山地》的主人公就是在这里发现的。经常看到光膀子的老农在地里干活，他们把地里的石头拣出去，就是这一刹那很有造型意味，这个脊梁深深地感染着我，但如何能有一个典型的环境作为背景衬托出人物来，并具有表现语言，一直是个问题。
在汪国风老师的启发下，我对山上用土块垒起来的石坝有了特别的认识，知道了有的石坝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有的石坝则是人民公社的产物。于是我选择了小规模的遗迹，上面长满了苔草，石缝已经模糊不清，石头也变成黑色，既有历史的沧桑感，又有语言的表现力。用石坝围起来的贫脊的土地只有表面一层土，每年的春天水土流失后又露出了底下的石头，山上放着的羊群也会使石块滚入其中，所以农民年年都拣出土中的石块，再铺上从山下挑上来的新土。我们的农民们，祖祖辈辈就是在与这种艰苦环境抗争中生存的，那个农民的脊梁也正是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的农民形象的象征。它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开始我还是想用写意画表现，但面对着现实生活的感受，我深感笔墨的局限，故而改用工笔，但工笔往往容易画得很具体、很清楚，仍然难以表达这种悲壮的情境，后来在北京看了一个新疆壁画临摹展，那些画都脱落得只剩墙皮了，但那个墙皮却存在着一种浑然的抽象美，我立即联想到了自己的《山地》，灵感即现。我闭上眼睛，画面顿时浮现在了眼前……就这样画！我把人与地和石坝处理得浑然一体，那种雄浑之气顿时而出！我拿到学校给老师看，他们的第一眼印象是油画，再仔细一看，还是国画，因为那里的语言都是纯粹的中国传统的笔墨。这张画在天津市“第三届青年美展”上获得了一等奖。展出时，我的老同学张明骥看到后，半晌没说话。我请他批评，他肯定地说：“就这样画！”
事实上我还是想画个农村的女孩子，在三峡时就想画一个有个性的农村姑娘，起名“野菊花”之类的。以前农村的插队生活也使我对农村女孩子有着真切的感受，我想画一个单眼皮的纯正中国村姑的形象。为此我又三上太行山，经过大量的素材搜集，逐渐使形象清晰了起来，把这个姑娘置于柿子树林中，悠然走过，境界全出。姑娘的眼睛若有所思，放在胸前的手有一点宗教感，题目借用了古诗“苏武牧羊十九秋”里的“十九秋”。我以为十分恰当，它点出了过去所经历的十八九个春秋，也揭示出对未来的惆怅和期待，给观赏者留下了命运的不可知性。这张作品历经周折，为了表现出入与自然之间和谐的田园般的境界，光“豆腐块”大小的草稿就有上百张，“巴掌大”的草图也得有几十张，八开大的也得有十几张。在不断试验各种构图方案后，终于接近了心中所想的意境，但过了一些日子，我仍然感觉存在着遗憾，而在我的创作生涯中，又几乎每张画都是在这种带着求全责备的遗憾中完成的。过后再回头看看成品，又真不知是怎么画出来的。那是因为创作时所投入的是一种忘我的境界，心中的期待远高于手头的水平，那种境界也可以讲是通神的。对《山地》我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为此我又搜集了大量的素材，重新起大稿，人物造型也更加舒展、大气，但再没有时间把它完成了。
同年，《美术》杂志主编夏硕琦先生慧眼识珠，把《十九秋》以出血彩页发表在了《美术》杂志上，并让我写了创作谈。远在美国的陈丹青在美国见到了这本杂志，写来了话语十分恳切的信，他夸赞之后讲到“坚持下去，必有大为”，最后又加了一句“如果辫子再粗一些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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