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地域艺术文化研究的文化人类学视角
文化人类学注重通过缜密的田野调查，将地域社会以及地域文化置于整体社会框架中，从地域内外两个层面人手，综合性地分析其文化意义、揭示文化的多样性与嬗变原因。为了更好地通过蕨座这一个案，窥视现代日本地域艺术文化的发展机制与社会意义，本章首先从宏观的角度对地域社会在现代日本社会中所处的位置进行定位，进而通过梳理地域艺术文化的多元化表现来映射其具有的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并着重从民众的角度认识现代地域艺术文化发展的必要性。
一、地域社会在日本社会中的位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战后恢复期以及经济高速增长期，整个日本社会关注的焦点是如何通过推进工业化进程实现经济复苏和经济实力的提升，因此社会发展的重点是环太平洋沿岸工业区的建设。当时，日本的许多地方城市发展为以东京为总部的“分店式”城市。这些地方城市成为大型企业的产品加工厂，追求产品的产量与就业率，但是却出现了本地独特文化和经济独立性丧失等诸多问题。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步人经济稳定增长期，脚步放缓，人们开始静下心来，重新审视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寻找地域社会发展不均衡、地方城镇人口减少、经济停滞等问题的解决途径。“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日本普遍兴起构建现代型地域共同体，实行地方自治的运动。从明治时期（1868-1912年）开始的现代化进程中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型国家逐渐向地方分权型国家转型”。①
1978年7月，神奈川县知事长洲一二在横滨市召开的第一届“地方的时代研讨会”②上提出“地方的时代”观点，使地域社会的发展有了明确的目标。长洲一二指出现代日本社会所面临的超大规模城市的环境、资源、能源、粮食、社会管理、边缘人群等问题是现代发达工业社会所共同面临的。要解决上述问题，离不开地方自治体的力量。因此，充分发挥地方自治体力量，开创“地方的时代”十分必要。开创“地方的时代”不仅意味着要将政治、财政、行政的集权委任体制改为共同参与的分权制，而且意味着建立包括生活方式、价值观的转变在内的新型社会体制。换句话说，“地方的时代”的开创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行政体制的分权改革，而且是一场包括一般民众的思想改变在内的全方位变革。当时正值1979年4月举行的日本统一地方选举④备选的敏感时期，“地方的时代”这一构想受到媒体、社会的关注，成为流行语。
“地方的时代”这一发展构想，当时特别受到神奈川县、横滨市、川崎市等日本首都周边地区地方政府的支持。因此，当时，“地方的时代”可谓是东京以外的大型城市地方政府为谋求更大的自主权，遏制日本经济向东京“一极集中”，强调地域社会影响力所做的最初的集体努力，并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支持“地方的时代”构想的地方自治体大多为东京周边的县、市，并未能推动日本广大的地域社会取得实质性发展。
1979年大分县知事平松守彦提出“一村一品运动”①，推动各地区打造自己的独特产品。当时大分县四分之三的地区属于人口明显减少地区，“一村一品运动”成功地“从精神上激励了地域社会创造新型产业以应对新的商机”②。“一村一品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在地域社会内部创造新型产业，以激发当地的活力。这一运动提升了地域社会的经济实力，增强了地域社会的自信心，彰显了地域社会的力量。因此可将其视为“地方的时代”构想的显现。
1981年日本政府推行的财政改革③使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减少，再次引发了人口的大量外流，大都市圈和其他地区间的地区差异日益扩大。大分县知事平松守彦将这一时期称为“考验地方的时代”。
经济的高速增长推动了城市化进程，使得城乡界限模糊。“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人口的移动以及大众传媒的发展，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在城市生活方式的基础上趋于同一。而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推行的‘市村町合并’，进一步从行政区域划分上模糊乃至消解了城乡界限”④。这种生活方式的趋同是城市经济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向各地区的扩展，而并非二者间的相互借鉴、融合。此外，虽然城乡差距逐步缩小，但不同地区在产业结构、国民收入方面的差距却在不断扩大。由于产业结构的差异而形成的地区间经济力量的不平等问题（「地域格差」）在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后愈发凸显。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农业主要集中于北海道、东北、北陆、中国、四国、九州等地区，制造业、商业和服务业更多地集中在南关东、东海和西近畿地区。“产业结构的地区差别，必然导致国民收入的地区格差。自1975年开始，日本国民收入的地区差异进一步扩大。于是，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收入较低、生活条件较差的地区，流人收入较高、生活条件较好的地区，这种人口流动导致大城市的发展和农村及中小城市的衰退，从而使地区格差进一步扩大”。④为了缩小地域格差②，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推出了地域开发政策。早在1950年，中央政府就制定了《国土综合开发法》，1962-1987年期间又相继四次推出《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其目标都在于缩小乃至消除地域格差，但结果总是事与愿违，反而促进了人口和新兴产业向大都市地区集中，进一步扩大了地域格差”。③
泡沫经济破灭后的20世纪90年代，为了刺激经济发展，日本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的就业情况。但是依赖于政府拨款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地域社会发展乏力的整体状况。许多地方政府意识到坐等中央财政拨款无法真正激发本地区的经济活力，开始更加积极主动地为地域社会的发展争取机会。1998年在东京大学月尾嘉男教授的提议下，秋田县、岩手县、宫城县、岐阜县、三重县、高知县、岛取县的知事开展了“从地方改变日本”运动，积极向日本政府进言，力争改革，以实现更大程度的地方自主。
为了改善政治、经济功能向东京“一极集中”的现状，矫正过度强调经济效益的发展模式，激发地域社会的活力，日本政府于1999年公布了《地方分权一揽子法》（下文简作《地方分权法》）。根据这一法律，包括城市规划在内的475部相关法律均做出相应调整，这被视为继明治维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之后，日本进行的第三次重大改革和调整。“《地方分权法》是在日本经济社会完成快速增长，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时期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具体而言，就是在人口增长放缓甚至减少、老龄化持续进展，上个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经济持续低迷，各种城市职能向首都过度集中，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无法满足市民多样化需求的大背景下，通过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责的一次尝试，被认为是日本整体由快速发展的‘城市化社会’向成熟的‘城市型社会’过渡的标志”。①《地方分权法》明确规定了国家与地方政府的角色分工，废除了机关委任事务②制度，对国家干预地方行政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以推动地域社会改革，赋予地域社会更大的自主权。由于现代化、城市化以及地区间差异扩大化面临解体危机的地域社会的重建工作逐步展开。
2011年“3·11”大地震的灾后重建更加凸显了地域文化的重要性。这次地震使日本东北地区受到重创，重灾区的灾后重建规模不亚于日本战后经济复兴期、高速增长期的建设规模，但是不同历史时期民众的社会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战后经济复兴期以及经济高速增长期，社会与民众期待的是建设大规模的现代化设施，快速提高经济实力。但是“3·11”大地震后的灾后重建过程中，人们期待的不单纯是原有设施的复原与硬件设施的进一步现代化，而是思考如何更好地保留东北地区的地域文化特色，增强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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