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农民审美观的表白,是农民健康乐观情绪的表白。劳动人民爽朗的思想情感决定了他们在艺术欣赏上尤其是过年过节,不愿意看一些色调低沉、平淡的东西。我们再回想一下明清以来的某些文人画,作者极力崇尚水墨,在山水、花鸟中不愿意着一点胭脂等他们认为世俗的颜色,这是绘画材料的限制还是作者的思想情感和爱好的驱使?齐白石曾经在思想上斗争过的“欺世”和“媚俗”问题,其中也表现了色彩运用的情感作用。那种把民间年画设色看作仅仅是制作条件决定的意见,就妨碍在继承民间艺术设色的优秀传统基础上发展创造。
看了1959年的新年画,我感到很兴奋,更多的专业美术工作者在向民间年画艺术学习,尝试用民间年画的表现形式创作新年画,西安和天津出版的一些新年画,明显地表现出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这是历年来较少而1959年大量出现的十分可贵的现象。这里我想再举几幅新作,从年画色彩的角度作些分析。我喜欢张建文的《赶先进》(1959年长安美术出版社出版)。这幅画构图饱满(稍有拥塞的缺点;男青年的形象刻画得也不尽如人意),色彩富丽,很有装饰性。可以看出这些好处是学民间年画而得来的。年画应该色彩鲜艳,有装饰性。装饰胜是文雅的字眼,说通俗点就是打扮。我觉得作者在这幅画中是用了很多打扮的工夫。蓝毛绿鬃的马,世界上没有,而作者不拘泥马的自然颜色,把它打扮成这个样子,显得很俊美;猪身上没有绿颜色,而作者在图案化了的毛纹上着了些绿色,这样一打扮,形态丑笨的黑猪显得漂亮了。这些色彩和整个画面富丽的色调是租学一致的。我觉得作者这样画(当然好处不只在这两点上),其创作意图和心情,是和周口店老年农民画羊设色是相同的,要表现人的情绪、人的美感,不是给牲口照彩色像。单应桂的《和平幸福》(1958年天津美术出版社出版。见彩色画页),在线描造型和设色上,也使我喜爱。这幅画的色彩,看来是比较接近于形象本身的颜色,但它也不是自然色彩的模拟。两个母亲,上下身衣着和两个母亲之间的衣着的色彩关系以及背景的色彩,都是经过推敲的(详情见单应桂《学习民间年画传统的一些体会》,载于《美术》1959年3月号)。我也喜欢杨鹏的年画《小伙伴》(1959年天津美术出版社出版。见彩色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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