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东方情结”掩盖下的当代中国女性艺术创作特征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书中以赞许的态度引用傅立叶的关于妇女的一段论述：
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的，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
当然，在理论上认识到这一点是一回事，而把这种认识转化成为社会行为并渗入到人们的普遍的社会心理中，从而把父权制社会文化传统从根本上转化为男女平权的二元对立的社会文化发展的平衡机制，更是一个未来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深远的人类学课题。
我的主旨欲求即在这样的前提下，揭示中国当代女性艺术在“东方情结”掩盖下的缓慢的自觉历程以及在这个自觉化过程中的特点、性质、步骤和存在的问题。
（一）“东方情结”与近代以来的中国女性艺术
从理论的理想的意义说，“女性艺术”不是作为边缘或次艺术的概念提出来的，而是作为人类解放的尺度，作为当代国际多元文化的重要构成要素来看待。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原则之下，使得中国的女性艺术家的女性艺术的诸多问题显得缺乏深度和力度。其原因之一是传统的中国文化所给予女性的社会角色和性别角色的规定在文化心理上有着坚韧的延续性；原因之二是女性艺术家自身对文化所给予自身的社会角色和性别角色也缺乏自省。
这便是我说的“东方情结”。在这个情结掩盖下，使得许多问题看似解决了，实际上仅仅是表面上的。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角度是近代以来的新文化革命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妇女解放，其具体体现是妇女从封建婚姻、缠足、家族传宗接代的工具上解放出来，在政治上、经济上、受教育的机会上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权力。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针对封建社会机制中女性社会的地位，而在文化建设和社会心理方面，不论是男性艺术家还是女性艺术家，都鲜有意识到这个层面上的妇女解放，即妇女的心理生活、社会角色自我识别和认同上的解放。另一个角度是：我们在触及妇女解放的政治上的和社会体制上的建设的过程中，过分信赖体制的力量；当然，体制上的妇女解放或男女平等是“物质支撑”，但它并不能够代替妇女的社会文化心理上的自主性和非传统给定性的自觉和自省。甚至是，由于中国问题的“特殊性”，更加掩盖了对“东方情结”的潜在危害性的警觉，把它看成游离妇女解放程度的普遍性中的个例，从而忽视了在文化上的主动性。
正是上述诸原因，造成新文化革命运动以来的近百年的妇女解放运动史仍然没有系统的女性艺术文化话语，仅仅只能在男性艺术话语中听到女性艺术的微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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