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的研究中揭示出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与其弟弟艾比米修斯的关系中有着人类诞生的秘密：在分配时遗忘了人类，人类因此是无能的，善忘的，或者没有规定的，一直有待于规定的，也可以成为一切的，通过技术获取世界的一切资源。因此人是一个“无”，但是需要成为“一切”，但仅仅盗窃到了一点点的火，因为这一点点普罗米修斯盗来的火，而得以建立城邦。这是柏拉图在《普罗塔哥拉》之中的思考，人类只能通过aidos（羞愧）或dike（正义）来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这里的aidos与dike其实就是那么的一点点正义，是与最初的羞惭，羞怯情调（Scheu）伴随的正义，即还有着余感，有着余地的那种诉求。而且形成了最初的正义与区分（如同海德格尔对dike与fuge之间的巧妙思考）。
犹太教的《旧约》圣经，其中第一章《创世记》，人仅仅是影像，有着神的形象，但是神是不可见的，人也仅仅是出于区分之中的虚无，因为区分而存在，就是这个区分本身。第二章的亚当的创造，人仅仅是尘埃，来自于尘埃归之于尘埃而已，仅仅只有一点被神吹入的灵气，而成为有灵的活人。这个一点点的灵气，成为余气。
中国思想中的庄子最为明确认识到：人在宇宙之间，就如同“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是异常短暂的，几乎就从未存在过；但另一方面，这个过隙，这个瞬间，打开的裂缝，如同混沌打开的一点点缝隙，又唤醒了这个最初的余感。
——很多如此的例子，每个文化其实都在面对这个无余之不可能的出发点。只是需要一直保持在如此的虚无的余感之中，否则就会被某种虚假的东西填满。
马克思就能够联系希腊的普罗米修斯神话，联系直立行走与自由解放的思想展开文化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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