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卡尔·雅思贝尔斯发表观点，反对纳粹对尼采的断言，而《如是说》又是他观点的中心论据。对雅思贝尔斯来说，查拉图斯特拉代表了尼采的理想化人物，却与纳粹关于超人与统治的口号截然相反，在查拉图斯特拉身上，雅思贝尔斯看到了尼采的交流信仰的重要例证，设想“力量只存在于某种开放性中”。雅思贝尔斯是一个渴望对他人敞开心扉的人，对他来讲，查拉图斯特拉是一个不惜一切代价反对集权主义的象征。在查拉图斯特拉身上，雅思贝尔斯也发现了某种张力，存在于预见性的宣言与盲从者的拒绝之间，在希特勒的统治阴影中，这也是一个要求自由的张力。查拉图斯特拉本可以成为一个煽动者，但他拒绝那样做，他有副好口才，利用具有煽动性的话题与吸引听众的力量，为自己的抉择辩护。但是，他没有蒙蔽听众的眼睛，而是想方设法让他们看清自己的责任。
雅思贝尔斯在《如是说》中也发现了强烈的人道主义思想，那是对任何非根植于人类经验中的系统与理想的抵制。在哲学家尼采那里，人道主义发展到了极致，即要求“肯定具有无限可能性的人”的呼声，在这里，超人是一个“呼唤进一步的自我发展”的主要象征。另一方面，雅思贝尔斯相当轻视最终回还理论。在面对法西斯主义的情况下构思的这个人物，查拉图斯特拉的被理性化是可以理解的，在那个时期，涉及神秘主义或是神秘化的行为都过于冒险了。
雅思贝尔斯与海德格尔本身是朋友，他们的不同观点形成了纳粹时期文化冲突的一部分，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说，他们的观点都属于存在主义的历史。20世纪的前期，尼采被奉为现代存在主义思想发展中的主要人物，这一著名的思潮一方面与萨特相联系，一方面又与海德格尔密不可分，从所有意义上讲，这个哲学思想植根于“对存在的质疑”——反对所有超越赤裸的存在试图，在我们赋予人类的生存状态以各种重要性之前，一切毫无意义可言。《如是说》代表了存在主义的尼采的一个重要部分，尤其是它将哲学与小说相结合，成了萨特、加缪、德·波伏娃创作的先导之作。
战争结束后，更多地关注尼采的人道主义、存在主义的评论，由沃尔特·考夫曼继续进行着，他的《如是说》的译本也是经典之作。可能是由于与法西斯主义的联系，战后，人们倾向于让所有观点尽可能地具有对话性，前面几个部分中的基督教歌者可能描绘得有些夸张，但是在最近的几个译本中，这个钟摆却是摆得有些过了。
无论怎样，接下来是尼采在思维领域留下重要影响的时期，19世纪60年代以来，他的观点不断地被哲学家与评论家用新的理论进行重新阐释，其中包括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以及后现代主义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和让·鲍德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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