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乡村建设遍布全国，极盛一时。但究竟有多少派别，学术界并没有真正的定论，但陶行知的晓庄生活教育、晏阳初的定县平民教育、梁漱溟的邹平村治这几大派别的思想被普遍认为是最为系统，很多地方的乡村建设活动依据他们的思想来进行。
陶行知强调了乡村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它是“立国之本”，“关系到三万万六千万人民之幸福”，他希望从乡村教育人手来寻找改造中国社会的出路，他意识到，中国乡村教育的根本改造，是教育界面临的“根本问题”，因此，他呼吁要“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①，社会各界要联合起来共同举办乡村教育。1927年春，陶行知在南京和平门外的晓庄创办了南京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实践并创立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
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也是系统完备，影响深远，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乡村建设的目的是民族再造与固本安邦。二是乡村建设的内容与途径是四大教育，即“用文艺教育攻愚，培养农民的知识力；用生计教育攻穷，培养农民的生产力；用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农民的强健力；用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农民的团结力”②。三是乡村建设有三个步骤，即：研究实验、训练人才以及表证推广。四是乡村建设队伍要“深人民间”、“博士下乡”③。
1931年，邹平设立了山东省乡村建设研究院，邹平实验是当时由政府主持、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乡村改造的代表，梁漱溟先后担任了研究部主任和院长之职。在梁漱溟看来，乡村教育的作用在于绵延与改造文化，推进社会和乡村建设，奠定乡村经济发展的基础，因而，乡村教育的目的介于个人和社会的两端，对于个人而言，“教育应当着眼一个人的全生活而领着去走人生大路”④；对于社会而言，“教育旨在组织乡村、建设乡村、促进新农业之发展”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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