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的眼光与媒介研究的客观性
在这一部分，我将集中探讨在与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组的各种论辩时所显露出来的混淆不清的一个主要问题。这些探讨中所表述的坏消息和好消息，均仰仗于客观性和公正性的观念，尽管人们认为这些认识因具有内在的意识形态性质而不予考虑。对格拉斯哥媒介组来说，那些对汽车工业和英国军人的女性亲属的媒介表征是令人讨厌的，因为它扭曲了现实。这种说法显然难以自在地取决于对客观性的否定。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公正性的价值蕴涵于这样一种论点：电视新闻有系统地将某些批判观点排斥于公共领域之外。认为这种价值属于意识形态而不予考虑，这排除了批判分析的理论依据。假若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组有更可靠的理论依据，那么他们本来会凭借自己业已表达了的平衡、公正性和客观性等各种价值观，提供对媒介的内在性批评。由于这些业已表达的价值观与这些价值观的实现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他们往往认为这些理想虚假而不予考虑。专制社会更具宣传性的媒介形式表明，这种选择是灾难性的。在此所陈述的论点说明，与格拉斯哥媒介组相反，对平衡、客观性和公正性诸原则的激进化，是为任何未来民主媒介所必需的。问题不在于这些理想，而在于在媒介实践中推崇这些价值观的方式。
自从格拉斯哥媒介组的开创性著作首先在1970年代后期发表以来，这已越来越不受人欢迎。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人们在总体上对文化研究中的客观性思想更持怀疑态度。后结构主义、解释学和心理分析对文化分析的影响，使意义的不稳定性和受众的阐释视野得到了强调。欧洲大陆理论已从对文本的分析退却到对受众的主观性分析。这些发展已经引发了围绕抵抗、欲望和快乐等主题的一些受压制的问题。这些研究的焦点，已从对广播新闻相对封闭的话语转向音乐录像、矫揉造作的电影和肥皂剧等在话语方面更加开放的领域。在这种研究里，关于偏见的观点经常被认为是认识论上的天真抑或是经验主义的幻想而遭到否定。在此，有些文化理论思想声言，一切社会现实均是语言上的构建，而且对真理和客观性的诸种要求是与权力集团的话语实践相关（菲斯克和哈特利，1978；菲斯克，1987a；哈特利，1992）。尽管这些研究对文化和媒介研究的持续性相关至关重要，可这里所提的要求是，媒介传播的批判理论无法始终如一地摈弃真理的要求。假若真理的要求总是作为权力集团霸权策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这蕴涵着将各次要集团还原为政治干扰（拉克洛和穆菲，1985）。这种格拉姆希式的分析方式的总趋向，就是支持构建一个反霸权策略的企图，即令这是非理性的或不正确的（菲斯克，1992）。然而，真理太重要，不能将它留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尽管所有的电视新闻均涉及象征构建，可对现实的一些表征较之其他的表征却受到更多的偏见。
为分析的集中，这些问题将参考电视研究和1984年煤矿工人的罢工来加以探讨（坎伯巴奇等，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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